第541章 交流

褚运昌听完，点了点头，没有马上开口，端起杯子又抿了一口水，才慢慢说道：“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节奏，我跟你讲一个事，当年搞经济特区的时候，深圳一开始也没想着一上来就搞高科技，最早那批厂子是干什么的？做塑料花、做玩具、做电子表，都是低端得不能再低端的东西。但正是这些厂子，把第一桶金挣回来了，把人聚起来了，把配套的产业链条一点点养出来了，有了这个底子，后面才有本事去接高端的东西，你现在看深圳的高科技企业，没有当年那些塑料花厂子打底，是长不出来的。”

他话锋一转：“但我要提醒你一句，先做中低端，不等于永远做中低端，最怕的是什么？是做着做着，把低端做成舒适区了，不愿意往上走，或者嘴上喊着往上走，实际上没那个决心和本事，省会城市有这个条件，有人口规模，有高校资源，有省里的政策倾斜，你先把中端制造做扎实，同时咬着牙把人才政策、产业基金、研发平台这些东西往起搭，用中端养高端，用高端带中端，这不是先后关系，是同步走的事，只不过前期比例上偏中端多一些，后期慢慢往高端挪，分寸就在这里，你自己掌握。”

省长市长一边听一边点头，掏出本子飞快地记了几笔，坐下了。

他刚坐下，旁边又有人举手，是省发改委主任，问的是西林省几个地市同质化竞争的问题，说省里这些年一直在推错位发展，但到了下面，各个市还是各干各的，你搞新能源我也搞，你上装备制造我也上，问褚运昌省一级层面怎么协调。

褚运昌答得也实在：“错位发展不能光靠发文件，发文件谁都会发，关键是省里手里得攥着真东西，土地指标、能耗指标、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才是能撬动地市行为的东西。哪个市搞的主导产业跟别人撞了，你就在这些指标上卡他，逼着他往自己该走的道上走。光靠开会喊口号，没用。”

问答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前排坐着的省里市里的领导轮着举手，褚运昌挨个答，有的问题答得长，有的答得短，前后半个多小时，底下党校的学员们眼巴巴看着，没人抢着举手，都清楚这种场合，领导先问是规矩，什么时候轮到学员，得等人家发话。

果然，等褚运昌又答完一个问题，组织部长连恩平接过话筒，笑着看了看台下：“咱们党校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吗？机会难得，大家积极一点。”

这话一落，底下唰地举起一片手，跟刚才领导提问时完全是两个阵势。

连恩平回头看了一眼台上的褚运昌，笑着说道：“褚老对咱们学员的情况不太了解，这样吧，我点名，点到谁谁提问。”

他翻开面前的花名册，目光扫了一眼，开口念道：“黎凯。”

这个名字一出来，底下党校学员那一片的脸色齐刷刷变了，几个反应快的当场扭头往黎凯那边看，眼神里全是琢磨不透的意味，连恩平是谁？省委组织部长，一个科级干部的名字，全省那么多科级干部，他随口就能点出来？就算手里拿着花名册，这第一个点，点得也太准了，准得让人不得不多想，坐在黎凯旁边的几个干部，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有羡慕的，有狐疑的，也有暗暗记下这张脸的。

黎凯自己倒没什么慌张的，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先朝台上欠了欠身，声音清楚：“褚老好，我是林县民政局的黎凯，我想请教您一个关于山区县特色产业培育的问题，林县是山区县，林地多，耕地少，老百姓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但这些年一直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县里也试着推过，效果不好。我想问的是，像我们这种底子薄的山区县，在培育特色产业上，到底应该政府先冲在前面带头干，还是等市场自己长出来，政府再跟上？”

褚运昌听完，想了几秒，说道：“你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什么时候该伸手、什么时候该收手，我的看法是，培育期政府可以带头，但带头不等于包办，你先把路修通、把技术培训搞起来、把第一批种苗的钱垫上，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后面的事情交给合作社、交给企业去干，政府一包到底，最后就是政府累死，产业也活不了，你这个中药材的事，我建议你回去先找几个种植大户，问问他们卡在哪，是缺技术还是缺销路，把卡点找出来，政府只解决卡点，别的别多管。”

黎凯点头谢过，坐下了。

连恩平又点了两个人，一个是某市的区委书记，问的是老旧城区改造和产业升级怎么统筹，另一个是省直部门的处长，问的是数字经济怎么跟传统产业嫁接。褚运昌挨个答了，答得不算长，但句句都在点子上。

点到第四个，连恩平念道：“程喜旺。”

程喜旺坐在前排，站起身来，先恭敬地朝台上欠了欠身，作为平川市发改委主任，他深谙这种场合的发言门道，一开口，底气十足，格局拉得很开：“褚老好，连部长好，我是平川市发改委的程喜旺，褚老刚才讲的‘雁阵效应与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对我启发极大，我想结合我们平川的实际，向您请教一个‘宏观政策与微观现实脱节’的困境。”

程喜旺推了推手边的茶杯，语气显得十分诚恳且带着几分忧虑：“平川这两年正在经历产业升级，也就是腾笼换鸟，按照省委的战略，我们本意是想把一些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的配套产业，向省内的欠发达兄弟县市转移，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遇到了强烈的市场阻力。”

他话锋一转，语气沉痛了几分：“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底子薄的县，不仅仅是硬件设施差，更致命的是制度承载力极其脆弱，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土壤板结，比如翠山县，过去营商环境的问题省里都知道。最近听说他们搞了驻企专员、首违不罚，用尽了非常规手段去挽救，这说明他们的地方生态已经到了不得不下猛药的地步，所以我的困惑是，面对这种制度性摩擦成本极高的落后地区，发达地市究竟该从政治大局出发，包办式地强行引导企业过去兜底扶持？还是该尊重市场规律，任由这些企业流失到外省？我们怕强行送过去，企业活不下来，不送，又显得我们没有带动兄弟县市的担当。请褚老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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