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老厂房

赵铁生在岗亭里坐了一整夜。

那把椅子太矮了，他的腿蜷着，膝盖顶着岗亭的墙。他没有睡，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大门外面那条空荡荡的马路。路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昏黄昏黄的，像快要燃尽的蜡烛。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在他的后脖颈上，凉的。他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没有动。

他的手机放在面前的桌上，屏幕朝上，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任何人联系他。这个世界好像把他忘了。但他没有忘记这个世界。他记得每一个数字——十三个伤者，四岁到八十一岁，五个地点，一张传单，一个红鼻子。他还记得那个电话里的笑声，变声器处理过的、金属的、冰冷的、像机器在说话的声音。那个声音说——“明天还有。”

天亮了。

赵铁生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像干枯的树枝被折断的声音。他扶着岗亭的墙站了一会儿，等腿上的麻劲儿过去，然后拿起桌上那四顶帽子——红的，黄的，蓝的，藏蓝的。他把它们叠在一起，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靠着椅腿。然后他走出岗亭，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看着太阳从东边的楼顶上升起来。阳光很刺眼，他眯起了眼睛。

第一起报案是在早上七点十二分。不是电话，是一个老太太直接走到了公安局门口。她站在大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传单，整个人像一片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枯叶。值班的小警察跑出来扶她的时候，她的手冰凉，嘴唇发紫，牙齿在打颤，磕磕巴巴地说：“有人……有人往我家门缝里塞……塞了这个……我打开一看……是那个……是那个小丑……”

传单上印着一个小丑的笑脸。圆圆的眼睛，弯弯的嘴角，红红的鼻子。传单的背面写着一行字，手写的，红色的，歪歪扭扭的——“送给你。不要钱。送你上西天。”

赵铁生站在大门口，看着那张传单，看着那行字，看着老太太发抖的手。他的手指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里，掐出了四道深深的印痕。

“方晴，”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通知所有派出所、所有社区、所有物业，挨家挨户排查。发现传单的，不要碰，马上报警。”

方晴已经跑了出去。

七点四十五分。城东。一个送孩子上学的妈妈在家门口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叠成方块的红色传单。她没有打开，因为她看到了露在外面的那个小丑的半个笑脸。她抱起孩子跑了。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遇到了正在挨家挨户排查的社区民警。她把传单的位置告诉了民警，然后蹲在地上，抱着孩子，哭了。孩子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伸出小手摸了摸妈妈的脸，说“妈妈不哭，宝宝乖”。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八点二十分。城南。一个晨练的老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一张传单。传单就放在长椅的正中央，像被人特意摆好的。老人没有碰，他站在两米外，掏出手机拍了照，发到了社区群里。群里瞬间炸了。有人说他也看到了，在健身器材上；有人说在花坛边；有人说在垃圾桶上面。同一个公园，至少发现了十几张。散落在各个角落，像被人随手撒的种子。每一张上都印着那个小丑的笑脸，每一张的背面都写着那行字——“送给你。不要钱。送你上西天。”

八点五十五分。城西。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看到路边停着的一辆婴儿车里有一张红色的纸。他停下来，以为是风吹进去的广告，伸手去拿。指尖碰到纸的瞬间，他看到了那个小丑的笑脸。他缩回了手，掏出手机报警。他的手在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低头看了一眼婴儿车——车里没有婴儿。空的。那张传单就躺在空荡荡的婴儿车里，像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正在微笑的尸体。

九点半。所有的传单都被送到了技术科。陈飞宇站在操作台前，看着桌上那几十张红色传单，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这些传单被塞进门缝里，放在信箱里，丢在公园的长椅上，藏在健身器材的缝隙里，躺在空婴儿车中。它们无处不在，像一场红色的雪，在兆斐市的每一个角落静静地落下来。

“材质一样，”云曦月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翻动一张传单的边缘，“可降解塑料。跟气球一样。跟之前的所有东西一样。同一批材料，同一个来源。而且——”她用镊子指着传单背面那行红字，凑近看了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墨水也特殊。不是普通的墨水，是某种油溶性的颜料，渗透进塑料的分子结构里，跟材料融为一体。想要去除它，除非把整张传单降解掉。降解的时间——大概几个小时。等我们找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在分解了。”

她放下镊子，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她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干裂，脸色苍白。她一夜没睡。昨晚从医院回来后，她直接进了实验室，把之前所有的样本重新检测了一遍。气球的碎片，传单的碎片，麻醉剂的残留，可降解塑料的颗粒。她一个一个地测，一个一个地比对，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凌晨四点，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所有的材料，包括墨水，都含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用于增强塑料柔韧性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只在国外一家小众化工企业生产，国内没有代理商，没有经销商，没有官方进口记录。这意味着——有人通过非法渠道，把这些材料运进了国内，然后制成了气球、传单、小丑的衣服、封住脸的那层白色塑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席斯言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他把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杯子是温的，不烫。云曦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刚好。她没有看他，因为她知道他在看她。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了两下，像在说什么。

“曦月，”席斯言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到，“你去睡一会儿。”

“我不困。”

“你眼睛红了。”

“那是灯光照的。”

“你在发抖。”

云曦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发抖。不是害怕，是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压不住的、连肌肉都不再听使唤的累。她把手放下，放在膝盖上，握成拳头，想让它停下来。但拳头也在抖。席斯言蹲下来，跟她平视，伸出手，把她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握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手很大，很暖，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他的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

“赵局让你去睡，”他的声音很轻，很柔，跟他平时在案发现场说话时完全不一样，“在他的办公室。沙发可以放平。他说了，不睡不许干活。”

云曦月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出技术科，走上楼梯。赵铁生的办公室门开着，沙发已经放平了，上面放着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毯子是军绿色的，旧旧的，洗得发白，有一股淡淡的烟味。云曦月躺下来，把毯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毯子上的烟味包围了她，像赵铁生站在她旁边，像席斯言握着她的手，像门卫大爷戴着那四顶帽子坐在岗亭里看着她。她的鼻子酸了一下，但没有哭。她闭着眼睛，听着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电话声、对讲机的声音，听着这座城市在恐慌中发出的每一声喘息。然后她睡着了。

席斯言站在技术科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阳光照在那些灰上，灰是灰色的，光是金色的。他的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消息，王浩发来的——“席队，城东派出所刚接到报案，一个老太太在家里打开了一张传单，当场晕倒。家属说传单是被人从门缝塞进来的。老太太以为是什么广告，打开看了一眼，就一眼。现在在市第二人民医院，ICU。”

席斯言把手机收起来，看了一眼窗外。阳光还是很刺眼。他走出技术科，走下楼梯，走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廊的墙上贴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标语，红色的字，白色的底，在日光灯下像一滴滴凝固的血。他走到大门口，岗亭里空着。那把椅子还在，那四顶帽子还靠着椅腿，那杯茶还在桌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

王浩已经在车里等他了。刘洋坐在后排，手里拿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所有报案信息。陈飞宇坐在副驾驶，电脑开着，屏幕上是兆斐市的地图，上面标满了红色的圆点。每一个圆点代表一张传单被发现的位置。那些圆点密密麻麻的，像一场红色的雨，像一片正在扩散的皮疹，像一张正在被画上去的、巨大的、笼罩整个城市的小丑的脸。

“席队，”陈飞宇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传单的分布不是随机的。你看——城东的老小区，城南的公园，城西的学校附近，城北的菜市场，市中心的老街。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人多，路窄，监控少。而且，每一个地方都离派出所很近。最近的不到两百米，最远的也不超过五百米。”

王浩的手在方向盘上攥紧了。“他在挑衅。他就在派出所眼皮底下放传单，他知道我们抓不到他。因为他放了就走，走得很快，混进人群里就没了。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放，一个人接应，一个人观察。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放传单的人，其他的人藏在暗处，看着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跑。”

席斯言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看着那些行人、那些车辆、那些店铺。每个人都在正常地生活——买菜、上班、送孩子、遛狗。他们不知道那些传单可能就在他们家门口的信箱里，在他们每天路过的公园长椅上，在他们孩子玩耍的滑梯下面。他们不知道那张印着小丑笑脸的红色传单，正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躺着，等着被某只毫无防备的手捡起来。

“去城东，”席斯言说，“那个老太太的家。”

老太太的家在城东一个老小区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很窄，声控灯坏了一半，踩上去的时候，有的亮，有的不亮。王浩走在前面，一脚踩空了一级台阶，差点摔下去，被刘洋从后面拽住了。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五楼，左边。门开着，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看到席斯言，敬了个礼。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眼眶红红的，声音有些哑：“老太太的儿子在里面，情绪不太稳定。席队，您跟他说话的时候——”

“我知道。”席斯言走了进去。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旧旧的，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一个果盘，果盘里有几个苹果，一个已经烂了，发黑发皱，像一张缩水的脸。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袖子上的油渍还没洗掉。他低着头，双手撑着膝盖，肩膀在抖。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席斯言，看到他的警服，看到他的帽子。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的眼睛红得像被火烧过，但没有泪——可能已经流干了。

“你母亲平时几点出门买菜？”席斯言问。他的声音很轻，很柔，跟他在案发现场说话时完全不一样。

中年男人咽了一口唾沫，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六点半。她每天六点半出门，去菜市场。今天也是六点半。她出门的时候，我看到门口地上有一张红纸。我以为是谁塞的广告，没在意。她捡起来了。她以为是超市的促销传单，她喜欢看那些，有什么打折的她就去买。她打开看了一眼。我听到‘砰’的一声，很轻，像气球炸了。我跑出来，她已经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张纸。纸是红的，上面有一个小丑，在笑。”

他的声音断了。他低下头，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没有声音，没有哭声，只有那种从胸腔里挤出来的、被什么东西压住的、像动物在濒死时发出的喘息。席斯言站在他面前，没有说话，没有拍他的肩膀。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男人崩溃，看着他的世界在几秒钟内被一张红色的传单碾碎。他见过太多次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每一次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恶意，比他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要深。

他走出门的时候，王浩靠在走廊的墙上，低着头，手里攥着那对核桃。核桃被他攥得咯吱咯吱响，像两颗在互相摩擦的石头。刘洋站在楼梯口，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微微抖着。陈飞宇的眼镜片上反射着楼道里那盏坏掉的声控灯，暗的，亮的，暗的，亮的。

席斯言走下楼梯，走出小区大门。阳光涌过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门口，看着这条普通的、老旧的、两旁种着梧桐树的街道。梧桐树的叶子很大，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像在鼓掌，又像在拍手。树下有一个卖早点的摊子，蒸笼冒着白气，老板在吆喝，“包子，热乎的包子”。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让人想哭。

他的手机响了。赵铁生。

“斯言，回来。省厅的人到了。”

席斯言挂了电话，上了车，没有说话。王浩发动了车，驶出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后视镜里，那个卖早点的摊子越来越小，蒸笼的白气在风中散成了一团模糊的雾，像一个人的呼吸，在冬天的早晨，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空气里。

省厅来了五个人。带队的是一个姓顾的处长，四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大学里讲课的教授。但他的手上有茧——虎口、食指、掌心，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他看着白板上那些字，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看着席斯言。

“这个案子，省厅接手。你们兆斐市局配合。”他的声音很慢，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面上，拔不出来。

赵铁生站在窗前，背对着所有人。他的手背在后面，手指在微微发抖。他没有转身，没有说话，没有点头，没有摇头。他只是站着，看着窗外那些被媒体围堵的大门口，看着那些摄像机、那些话筒、那些闪光灯，看着这个他守护了三年的城市，此刻正在被一张红色的传单一寸一寸地撕裂。

“顾处长，”席斯言的声音很平静，“案子是在兆斐发的，伤者是我们兆斐的市民，凶手在我们兆斐的地盘上。兆斐市局有能力也有决心破这个案。省厅可以支援，但案子不能移交。”

顾处长看着他，看了几秒。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不是愤怒，是欣赏。“席队，你知道这个案子有多严重吗？省厅的压力有多大吗？上面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厅长那里，厅长的电话打到了我这里。今天早上，光是我们接到的媒体问询，就有四十多个。四十多个。全国都在看着兆斐，看着这个案子，看着你。你觉得，你能扛得住？”

席斯言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他的目光回答了——我能。

顾处长看了他很久，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一种“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的笑。“好。省厅支援，不接管。但你每天要向我汇报进展。每天。早中晚三次。做不到，我就接管。”

“能做到。”

顾处长点了点头，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红鼻子案”下面写了一行字——“明天。还有。”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转过身，看着所有人。“他说‘明天还有’。今天是‘传单’，明天是什么？气球？后天是什么？他还有多少种花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能等到明天才知道。今天，现在，此刻，我们要在他动手之前，找到他。”

王浩举起手，声音有些发飘。“顾处长，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脸是封住的，只有一个红鼻子。衣服是批发的，鞋子是定制的，材质来自国外，没有记录。他怎么选的点，怎么逃的，怎么消失的，我们都不清楚。监控拍到过他，但拍到的都是那个封住的脸，没有任何特征。他换了衣服，摘了那个东西，混进人群里，就是一滴水掉进了大海。”

顾处长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让阳光涌进来。阳光照在白板上，那些字迹在光中变得有些模糊，像快要消失的、写在沙滩上的字。他看着那些模糊的字，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他不是一滴水。他是一滴墨。水滴进大海，找不到。墨水滴进大海，海会变色。他已经变色了。整个兆斐都在变色。你们看不到吗？”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顾处长的背影。他站在窗前，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些白发在光中变得几乎透明，像一根一根的、细细的、快要断了的线。

“席队，”顾处长的声音低了下来，“你觉得，他明天会选哪里？”

席斯言走到白板前，看着那张标满红点的地图。那些红点像星星，像血滴，像一只只正在睁开的、红色的眼睛。他看着那些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很大，把大半个兆斐市都圈了进去。圈里面，有学校、有医院、有菜市场、有公交站、有幼儿园、有养老院。圈外面，什么都没有。他放下笔，转过身。

“他明天不会选一个地方。他会选很多地方。像今天一样，像昨天一样。他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的力量被分散，让我们顾此失彼，让我们疲于奔命。他要的不是钱，不是东西，是恐慌。他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小丑无处不在。让每一个人都不敢接传单，不敢碰气球，不敢看任何红色的东西。他要这座城市自己把自己吓死。”

会议室里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的安静。王浩的核桃不响了，刘洋的笔不写了，陈飞宇的键盘不敲了，方晴的名单不翻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声音，呜呜呜呜，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个人在哭。

赵铁生从窗前转过身。他看着席斯言，看着那张地图，看着那个画在纸上的、巨大的、笼罩整个城市的圈。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透了的茶。凉茶入喉，苦得他整张脸都皱了起来。他把茶杯放下，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所有人，今晚不回去。明天早上五点，所有派出所、所有巡逻点、所有能调动的警力，全部上路。每一条街，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学校、医院、菜市场、公交站，都要有人。他选了很多地方，我们就在每一个地方等他。”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没有人说“不”。

王浩把核桃塞进口袋里，拉上拉链。刘洋把笔记本合上，放进背包。陈飞宇把电脑关了，拔掉电源线。方晴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孙浩和张伟从角落里站起来，两个人同时揉了揉眼睛。

席斯言站在白板前，看着那个圈。圈里的那些红点，像一只只正在睁开的、红色的眼睛。那些眼睛看着他，他也看着它们。

“明天见。”他对那些眼睛说。

眼睛没有回答。它们只是看着他，笑着。圆圆的眼睛，弯弯的嘴角，红红的鼻子。

线索是从一张传单上找到的。不，不是传单本身。传单已经分解了，在技术科的证物袋里变成了一堆红色的、脆弱的、一碰就碎的碎片。云曦月用镊子夹起其中一片的时候，它在她指尖碎成了更小的几片，像一只被捏碎的蝴蝶翅膀。她没有扔掉，而是把那些更小的碎片一个一个地夹起来，放在显微镜下。她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酸得流泪，久到脖子僵得动不了，久到窗外从白天变成了黑夜，又从黑夜变成了另一个白天。

然后她看到了。在碎片的边缘，在那些被撕裂的、不规则的、像锯齿一样的纤维末端，有一排极细极细的、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只有在放大几百倍之后才能勉强辨认的小孔。不是撕裂造成的，不是降解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针扎的。有人用一根极细的针，在传单的边缘扎了一排小孔。这些小孔排列得非常整齐，间距均匀，深度一致，像缝纫机走过留下的针脚。但不是缝纫机，缝纫机会留下线，这些小孔里没有线。只有孔。一排空的、整齐的、像是某种标记的孔。

云曦月盯着那排小孔看了很久，然后把显微镜的照片传到了电脑上，放大，再放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排灰色的、细长的、像虫卵一样的小点。她数了数，一排有十二个。她又数了数，还是十二个。她量了量间距，每一个孔之间的距离都是零点三毫米，误差不超过零点零一毫米。这不是手工能完成的精度，是机器。一台精密的、能够控制针孔深度和间距的机器。这台机器不是用来做传单的。传单是印刷品，印刷不需要扎孔。这台机器是用来做别的东西的。做衣服，做皮革，做面具，做——那层封住脸的、白色的、光滑的、没有眼睛嘴巴轮廓的塑料。

云曦月拿起电话，拨通了陈飞宇的号码。“飞宇，帮我查一种机器。能打微孔，精度在零点三毫米以内，孔深一致，间距均匀。用在塑料或者复合材料上的。可能是工业用的，也可能是医疗用的。范围先放在国内，如果有进口记录更好。”

陈飞宇没有问为什么，只说了一个字：“好。”

下午三点，陈飞宇的电话打了回来。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像是什么东西正在浮出水面的兴奋：“查到了。这种精度的微孔加工设备，国内只有三家公司在生产。其中一家的客户名单里，有一个兆斐市的地址。不是公司，是个人。一个叫程昔的人，去年买了一台二手的微孔加工设备，型号跟传单上的孔距完全匹配。”

云曦月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程昔。查他的背景。”

“正在查。”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像一阵急促的雨。几秒钟后，陈飞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那种兴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冷很冷的、像冬天的风一样的东西。“程昔，男，三十四岁，无业。三年前从省城搬来兆斐，住在城东一个老厂房里。那个厂房原来是一家印刷厂，倒闭之后被程昔租下来了。他在那里住，也在那里——工作。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你们猜。”

云曦月没有猜。她不想猜。因为不管猜什么，答案都不会是好的。

“他是做面具的，”陈飞宇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被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听到，“在省城的时候开过一家道具工作室，专门做舞台面具、电影道具、cosplay服装。后来工作室倒闭了，他搬来兆斐，没有再开张。但邻居说，他一直在做东西。晚上做，白天睡觉。厂房的灯经常亮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能听到机器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有时候能闻到一种很奇怪的味道，甜的，又有点苦，说不上来。”

云曦月挂了电话，走出实验室，上了二楼。办公室的门开着，席斯言站在白板前，正在写东西。他的背影很直，很硬，像一柄插在地上的剑。但云曦月注意到，他的右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之后、肌肉不受控制地、本能地颤抖。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把那排小孔的照片放在他面前。

“传单边缘有针孔。精度零点三毫米。机器找到了。一个叫程昔的人，去年买了一台二手的微孔加工设备，型号匹配。他住在城东一个老厂房里，以前是做面具的。”

席斯言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排灰色的、细长的、像虫卵一样的小孔。他的手指在照片边缘轻轻敲了一下。然后他转身，拿起桌上的帽子，戴好。

“王浩，叫上人。城东，老厂房。”

城东的老厂房在一片拆迁区的边缘，周围都是废墟——拆了一半的楼房，裸露的红砖，断裂的楼板，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厂房是红砖砌的，屋顶是石棉瓦，有些地方塌了，用塑料布盖着。窗户用木板钉死了，木板上被人用喷漆画了一些看不懂的符号，黑色的，歪歪扭扭的，像小孩的涂鸦。厂房的大门是一扇生锈的铁门，门上的锁是新的，亮银色，在灰扑扑的铁门上像一颗崭新的、还没被拔掉的牙。

席斯言站在铁门前，听了听里面的声音。没有声音。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他伸手敲了敲门，铁门发出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废墟上回荡，像一声叹息。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应。他第三次敲下去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不是有人开的，是门没锁。铁门在敲击下自己荡开了一条缝，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进去。

席斯言推开门，走了进去。

厂房里面很大，比从外面看起来大得多。屋顶很高，石棉瓦的缝隙里透进来几道光柱，在黑暗中像几把巨大的、从天而降的剑。光柱里漂浮着灰尘，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场无声的、金色的雪。厂房的一角堆着一些纸箱，纸箱上印着各种商标，有的已经褪色了，看不清是什么。另一角放着一张床，单人床，被褥皱巴巴的，枕头上有深色的印子，像是被什么液体浸过又干了，反复很多次。床旁边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台灯、水杯、烟灰缸、几本翻旧了的杂志。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有些已经灭了，有些还留着干涸的、焦黄色的烟油。桌子的抽屉半开着，里面露出一些纸张的边缘。

厂房的正中央，放着那台机器。它不大，大概有一张书桌那么大，银灰色的外壳，在光柱中反射着冷白色的光。机器的表面很干净，没有灰尘，没有油渍，像是刚刚被擦拭过。机器的旁边，是一个工作台。工作台上散落着各种工具——剪刀、刻刀、尺子、针、线、胶水。还有一个半成品。一个小丑面具。不是那种封住脸的、没有眼睛嘴巴的、只露出一个红鼻子的东西，是那种传统的、舞台剧里用的小丑面具。白色的底色，红色的嘴角向上咧到了耳根，蓝色的眼泪从眼角滴下来。圆圆的眼睛，弯弯的嘴角，红红的鼻子。它躺在工作台上，在光柱中微笑着，像一个正在做美梦的、不会醒来的孩子。

云曦月站在工作台前，看着那个面具，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用镊子夹起面具旁边的一张纸。纸很小，大概只有巴掌大，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画着一些草图——小丑的脸，气球，传单，还有一个人形。那个人形没有脸，只有一个轮廓，但轮廓的头部有一个圆圆的东西，在鼻子的位置。

她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她翻过那张纸。背面有一行字，手写的，黑色的，字迹潦草得像医生的处方，但每一个字都能辨认——“第二批，五百张。周五之前。”

第二批。五百张。周五之前。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

云曦月把那张纸装进证物袋，转身看着席斯言。他的脸色在光柱中显得很白，白到像那张纸，白到像那个面具，白到像那些躺在ICU里、不知何时才会醒来的脸。他看着那张纸，看着那行字，看着“五百”这个数字。五百张传单。五百个气球。五百个老人，五百个孩子，五百个毫不知情的、会在明天早上出门买菜、送孩子上学、在公园晨练、在公交站等车的人。他们会被小丑递上传单，会被气球炸晕，会倒在地上，会被送进医院，会成为第十四个、第十五个、第两百个、第五百个。

“王浩，”席斯言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查这个厂房是谁租给程昔的。查他平时跟谁联系。查他最近去了哪里、买了什么、见了什么人。还有，查他现在在哪里。”

王浩已经在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像一颗一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撞到墙上，又弹回来，跟其他涟漪碰撞、叠加、抵消。刘洋蹲在地上，用镊子夹起地上的灰尘——不是普通的灰尘，是某种塑料的碎屑，在光柱中闪着细碎的、像星星一样的光。他把碎屑装进证物袋，在标签上写下“厂房地面，塑料碎屑，疑似与传单材料同源”。陈飞宇站在机器前面，用手机拍下了机器的型号、序列号、以及机器上所有能找到的文字标识。方晴在翻看桌上的杂志，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她在其中一本杂志的封底发现了一个地址——手写的，用圆珠笔，字迹很小，但很清楚。是一个邮箱，不是电子邮箱，是那种挂在街边的、绿色的、生锈了的邮政信箱。地址在城东，离这里不远，走路大概十分钟。

席斯言接过那本杂志，看着那个地址。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把杂志还给方晴，走出了厂房。阳光涌过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废墟中间，看着那些拆了一半的楼房、裸露的红砖、断裂的楼板、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风吹过来，带着灰尘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腐烂的味道。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掏出手机，拨通了赵铁生的电话。

“赵局，程昔跑了。厂房里没有人，但东西都在。机器，材料，半成品，草图。他走得很急，什么都没带。可能还会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了。但有一条线索——一个邮政信箱的地址。在城东。”

赵铁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的，疲惫的，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去查。我带人去厂房，你们去信箱。”

席斯言挂了电话，上了车。王浩发动了车，驶出那片废墟。后视镜里，那座红砖厂房越来越小，石棉瓦屋顶上那些塌了的窟窿在阳光中像一只只张开的、黑色的、正在喊叫的嘴。但那些嘴没有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

邮政信箱在一条老街的拐角处。街很窄，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卷帘门上锈迹斑斑，贴着各种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办证。信箱是绿色的，漆面剥落，露出了下面铁锈的颜色，像一块长了疮的皮肤。信箱上挂着一把锁，锁是新的，亮银色，跟厂房大门上的那把一模一样。席斯言蹲下来，看了看锁。没有撬过的痕迹，没有损坏，完好无损。他站起来，环顾四周。老街很安静，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风卷着几片落叶在地上打转。

“方晴，能不能联系到邮政的人，开这个信箱？”

方晴已经在打电话了。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绿色制服的邮政人员骑着电动车来了。他看了看信箱的编号，从一大串钥匙里找出了一把，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锁开了。信箱的门被拉开，发出生锈的、刺耳的、像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里面有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普通的，没有任何标记。信封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席斯言戴上手套，取出信封，打开。

里面是一叠照片。不是打印的，是拍立得。每一张都是同一个场景——一个穿小丑衣服的人，站在某个地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或一张红色的传单。背景不同——有的是学校门口，有的是菜市场，有的是公园，有的是公交站。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写着一个日期和一行小字。最近的日期是昨天。昨天的那张照片背面写着——“明天，五百。准备好了吗？”

席斯言把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完，然后放回信封，装进证物袋。他看着那个绿色的、生锈的、像一块长了疮的皮肤一样的信箱，看着那把崭新的、亮银色的、像一颗刚拔出来的牙一样的锁，看着这条安静的、无人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老街。他忽然觉得，这个信箱不是用来收信的。是用来放信的。放给警方看的信。程昔知道他们会找到厂房，知道他们会找到机器，知道他们会找到草图。他知道一切。他故意留下了这些线索，故意让他们找到这里，故意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他在跟他们玩游戏。猫抓老鼠的游戏。但这一次，猫和老鼠的角色，是颠倒的。

“席队，”王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有些发飘，“这些照片里的背景，我认出了几个。学校门口的那个，是城东小学。菜市场的那个，是城北菜市场。公园的那个，是社区公园——就是周茉案里那个社区公园。公交站的那个，是市中心那个。他选的地方，都是人最多、最杂、最难管控的地方。明天，五百。他要把这些地方，每一个都放上小丑。每一个小丑手里都拿着气球和传单。每一个气球和传单都会让一个人倒下。”

席斯言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条老街的尽头。尽头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像在鼓掌，又像在拍手。树下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炉子里的火红红的，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甜甜的，暖暖的。卖红薯的是个老头，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没有看席斯言，也没有看那些警车。他只是坐在那里，翻着炉子里的红薯，一个一个地翻，翻得很慢，很认真，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席斯言看着那个老头，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向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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