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铸钱
魏州的事解决之后,李世民在河北的声望更高了。百姓们私下里说“秦王是个做实事的”,大户们说“秦王这个人惹不起”,朝中的人说“李世民越来越会收买人心了”。说什么的都有,但有一点是共识——秦王在河北扎下去了,拔都拔不出来。
任东对这些议论没什么兴趣。他每天还是看书、喝茶、晒太阳,偶尔给房玄龄出几个主意,偶尔跟程咬金说几句废话,偶尔跟秦琼喝几杯茶。日子过得和之前没什么两样,但他知道自己变了。以前他是站在岸边看河水流过,现在他是在河里站着。水还是那个水,但他能感觉到水流过脚面的温度了。
这天上午,任东正在抄《汉书·食货志》里关于“五铢钱”的记载,忽然听见帐篷外面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轻一些,一个重一些。轻的是房玄龄,重的是杜如晦。
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不是小事。
“先生。”房玄龄掀帘进来,杜如晦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但不是魏州那种“出了事”的脸色,是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
“坐。”任东给他们倒了茶,“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房玄龄坐下来,“是有一件事,想了很久想不通,来请教先生。”
“什么事?”
“钱。”杜如晦接过话,“市面上铜钱太乱了。前朝的旧钱、私铸的劣钱、剪边的好钱,混在一起用。百姓拿到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商人收钱要看成色、称重量,麻烦得很。粮价好不容易稳住了,但钱的事不解决,早晚还会出乱子。”
任东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没说话。
“殿下想铸新钱。”房玄龄说,“但铸钱不是小事。铜料从哪来?铸多少?怎么防私铸?怎么让百姓愿意用?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了三天,没讨论出结果。”
“你们讨论出什么了?”任东问。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
“铜料可以从江淮调。”杜如晦说,“江淮的铜矿还在开采,调过来不难。铸多少,我们算了一下,每年铸三万贯比较合适。防私铸,可以在钱币上刻字,刻‘开元通宝’,谁私铸就砍谁的脑袋。”
“那百姓愿意用吗?”任东问。
杜如晦沉默了。
“这就是我们想不通的地方。”房玄龄说,“前朝也铸过新钱,但百姓不认。他们宁愿用旧钱、用私钱,也不用官钱。因为官钱成色太好了,百姓觉得太好的东西不实在。旧钱虽然烂,但烂得稳定。私钱虽然劣,但劣得透明。官钱成色好,反而没人敢用。”
任东放下茶碗,看着他们。
“房先生,杜先生,”他说,“你们这个问题,不是铸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是信的问题。”任东说,“百姓不信官钱,不是因为钱不好,是因为他们不信官府。前朝铸了新钱,今天说值一文,明天说值两文,后天说值半文。百姓被坑怕了。你铸再好的钱,他们也不敢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这钱还值不值钱。”
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沉默了。
“那怎么办?”杜如晦问。
“先把信立起来。”任东说,“你不立信,铸多少钱都没用。百姓不信你,你的钱就是废铜烂铁。”
“怎么立信?”
任东想了想,把桌上的书卷推开,空出一块地方。
“分三步。第一步,把市面上乱七八糟的钱统一回收。前朝的旧钱、私铸的劣钱、剪边的好钱,全部收上来。按重量折算,换成新钱。一斤旧铜换一斤新钱,不赚百姓一文。”
房玄龄皱眉:“那国库不就亏了?”
“亏不了。”任东说,“旧钱回收上来,熔了重新铸,还是那些铜。你只是把铜换了个形状,不亏不赚。但你做了一件事——让百姓知道,官府认账。你手里的旧钱,官府认。你手里的私钱,官府也认。你手里不管什么钱,官府都认。百姓心里就踏实了。”
杜如晦点了点头。
“第二步,定一个规矩。新钱铸出来,面值是多少就是多少,永远不变。今年一文,明年一文,后年还是一文。不管铜价涨跌,不管年景好坏,新钱的面值不变。让百姓知道,这钱拿在手里,不会贬值。”
“这个……”房玄龄犹豫了一下,“铜价涨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铜价涨了,新钱的铜值钱了,就会有人把新钱熔了卖铜。如果铜价跌了,新钱的铜不值钱了,就会有人用新钱囤货。这个怎么防?”
任东看了他一眼。
“房先生问得好。”他说,“所以不能只用铜。”
“什么意思?”
“铸钱不能只用铜。”任东说,“铜钱的问题是,它的面值和它的材质是绑在一起的。一文钱就是一文铜,一文铜就是一文钱。铜价涨,钱就涨。铜价跌,钱就跌。你控制不了铜价,就控制不了钱的价值。所以要把面值和材质分开。”
“怎么分开?”杜如晦问。
“在铜里面掺别的金属。”任东说,“铜、锡、铅,按一定的比例掺在一起。掺出来的钱,面值是一文,但它的材质不值一文。这样就不会有人熔钱卖铜了——因为熔了也卖不出钱来。面值和材质分开了,钱的价值就不受铜价影响了。你定它值一文,它就值一文。”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
“先生,”房玄龄说,“你这个法子,是把钱的定义改了。以前的钱是‘值这么多铜’,你改成了‘官府说它值这么多’。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任东说,“以前的钱是商品,你拿铜换东西。以后的钱是货币,你拿它当尺子用。尺子不能变长变短,钱也不能变值变不值。尺子定了,东西的大小就量得出来了。钱定了,东西的贵贱就比得出来了。”
杜如晦深吸了一口气。
“先生,这个想法太大了。这不是铸钱,这是改天下的规矩。”
“所以不能急。”任东说,“一步一步来。先回收旧钱,让百姓信官府认账。再定面值不变,让百姓信钱不会贬值。最后再改铸法,让钱的价值和材质分开。每一步都要稳,每一步都要让百姓看到好处。他们看到好处了,自然就信了。”
房玄龄站起来,在帐篷里走了两步。
“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个,比我们想的深多了。我们只想着怎么铸钱,你想的是怎么让百姓信钱。这是两个层次的事。”
“不是层次高低。”任东说,“是角度不同。你们是站在官府的角度看问题,想的是怎么把事办了。我是站在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想的是怎么让他们接受。官府的角度是‘我要做什么’,百姓的角度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把这两个角度拧在一起,事就成了。”
杜如晦看着他,忽然笑了。
“先生,你知道吗,你说这话的时候,不像一个读书人。”
“那像什么?”
“像一个管过粮铺的掌柜。”杜如晦说,“粮铺掌柜卖粮,不是自己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是看百姓想买什么。百姓想买白面,你非要卖黑面,那就没人来。你先卖白面,把人引来了,再慢慢卖黑面。人来了,就不走了。你这个思路,跟粮铺掌柜一模一样。”
任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杜先生这个比方,打得不错。”
房玄龄也笑了。
“先生,我回去跟殿下说。你这个铸钱的法子,比我们想的好十倍。”
“别急着说。”任东说,“你们先回去算算账。铜、锡、铅的比例多少最合适,铸钱的成本多少,回收旧钱需要多少人工,这些都要算清楚。算不清楚,殿下问起来答不上来。”
房玄龄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任东叫住他,“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铸钱的事,不能只跟殿下说。还要跟一个人说。”
“谁?”
“长孙无忌。”任东说,“他是管钱的。你不跟他说,到时候铸钱的银子从哪出?他要是不同意,殿下说了也没用。”
房玄龄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先生说得对。我这就去找长孙无忌。”
房玄龄和杜如晦走了。任东坐在那里,端起茶碗,发现茶已经凉了。他没叫人换,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那天下午,长孙无忌来了。
他来的时候,任东正在煮新茶。水刚烧开,茶壶里冒着热气。
“先生好雅兴。”长孙无忌在他对面坐下来。
“长孙先生好闲情。”任东给他倒了一碗茶,“房先生找你了?”
“找了。”长孙无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他说了你那个铸钱的法子。我算了三天账,今天来跟你对一对。”
“对上了吗?”
“大部分对上了。”长孙无忌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铜、锡、铅的比例,我算了一下,铜六成、锡三成、铅一成,成本最低。铸出来的钱成色好,不容易被仿制,也不会有人熔了卖铜。一文钱的成本,大概是半文。铸一万贯,能赚五千贯。”
“赚的钱怎么办?”任东问。
“充入国库。”长孙无忌说,“殿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河北要重建,洛阳要修整,边关要养兵。哪一样都离不开钱。”
“那百姓呢?”任东问,“百姓从这件事里得到什么好处?”
长孙无忌愣了一下。
“百姓……能用上好钱了。”
“就这?”任东看着他,“你铸钱赚了五千贯,百姓只是‘能用上好钱了’。你觉得公平吗?”
长孙无忌沉默了一会儿。
“先生的意思是?”
“让利。”任东说,“铸钱赚的钱,拿出一半来,让百姓也分到好处。比如回收旧钱的时候,多给百姓一些补贴。或者新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给百姓发一次红利。让百姓知道,铸钱不是官府在赚钱,是大家一起赚钱。他们有了好处,就会认你的钱。认了你的钱,你的钱才能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了,你赚的就不是五千贯,是五万贯、五十万贯。”
长孙无忌看着他,很久没说话。
“先生,”他最终说,“你这个思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们管钱的人,想的是怎么让国库充实。你想的是怎么让百姓也有钱。这两个方向,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冲突的。”
“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任东说,“百姓有钱了,才会买东西。买东西了,商人才会做生意。做生意了,官府才能收到税。税多了,国库就充实了。你让百姓没钱,自己也不可能有钱。这是死循环。你让百姓有钱,自己才能有钱。这是活循环。”
长孙无忌把纸卷收起来,站起来。
“先生,受教了。”
“别客气。”任东说,“我就是个看书的。”
长孙无忌笑了笑,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先生,”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你在瓦岗的时候,翟让听你的。你在洛阳的时候,王世充不听你的。现在殿下听你的。你觉得殿下能走多远?”
任东想了想。
“不知道。”他说,“但我想看看。”
长孙无忌点了点头,走了。
那天傍晚,程咬金来了。
他来的时候,任东正在煮第三壶茶。茶已经喝得没什么味道了,但他不想浪费,还是煮了。
“东觉!”程咬金一屁股坐下来,“听说你又给殿下出了个大主意?”
“什么大主意?”
“铸钱啊!”程咬金说,“房先生说的,说你的法子比他们想的好十倍!”
“又是十倍。”任东叹了口气,“房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夸张。”
“那到底是几倍?”
“不知道。”任东说,“也许好一点,也许好不到哪去。”
程咬金挠了挠头,不太懂,但也没追问。
“东觉,”他说,“你今天好像不太高兴?”
“没有。”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闷闷的?”
任东端着茶碗,想了想。
“知节,”他说,“你说,一个人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日子。他心里应该是什么感觉?”
程咬金想了想。
“高兴?”
“为什么高兴?”
“因为他的主意有用啊。”程咬金说,“有用的主意,能帮到人。帮到人了,不应该高兴吗?”
任东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吧。”他说,“但我只觉得沉。”
“沉?”
“对。”任东说,“以前出主意,出了就出了,不管结果怎么样,跟我没关系。现在不一样。现在出了主意,会去想结果。想了结果,就会怕。怕结果不好,怕害了人。”
程咬金看着他,忽然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
“东觉,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任东被拍得咳嗽了两声。
“你出主意,殿下用。用得好,百姓受益。用得不好,殿下会想办法。你一个人想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又不是殿下。”
任东愣了一下。
“你说得对。”他说,“我不是殿下。”
“那不就结了!”程咬金说,“你出你的主意,殿下做他的事。你负责想,他负责做。你脑子好使,他手好使。两个人加起来,什么都干得成!”
任东看着他,忽然笑了。
“知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我一直都会!”程咬金理直气壮地说,“就是你们看不出来!”
任东笑着摇了摇头,给他倒了一碗茶。
那天晚上,李世民来了。
他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月亮升得很高,照在帐篷上,把帆布照得发白。任东正准备吹灯睡觉,听见脚步声,又把灯芯挑了挑。
“殿下,这么晚了,有事?”
李世民在他对面坐下来,脸色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兴奋的光,是那种想通了什么事之后的笃定的光。
“先生,”他说,“长孙无忌找我了。把你的铸钱方案跟我说了。”
“嗯。”
“我同意了。”
“嗯。”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殿下请说。”
“你让利给百姓,这个我同意。但让利之后,百姓会不会觉得官府软弱?觉得官府好说话,以后什么事都来找官府要好处?”
任东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
“殿下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先生觉得呢?”
“我觉得不会。”任东说,“让利和软弱是两回事。让利是主动的,软弱是被动的。你主动让利给百姓,百姓知道这是恩惠。你被动地被百姓逼着让利,百姓知道这是软弱。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在于你什么时候做、怎么做。”
“具体怎么说?”
“比如回收旧钱的时候,你主动提出多给百姓一些补贴。百姓会想,‘秦王真不错,替我们着想’。如果他们闹事,你被逼着给了补贴,百姓会想,‘秦王就是欠骂,骂一骂就给钱了’。同样的事,主动做和被逼着做,结果完全不一样。”
李世民点了点头。
“还有呢?”
“还有,让利的时候要讲清楚为什么让。”任东说,“你不能说‘我给你们钱’,要说‘这笔钱是铸钱赚的,赚了大家一起分’。让百姓知道,这不是施舍,是分享。施舍会养懒人,分享会养人心。分享出来的钱,百姓拿着踏实。施舍出来的钱,百姓拿着心虚。踏实了,就会念你的好。心虚了,只会觉得不够。”
李世民看着他,很久没说话。
“先生,”他最终说,“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些话,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我父皇年轻的时候。”李世民说,“他当年在太原,也是这样。让利给百姓,分享给将士。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但这些年……他变了。”
任东没接话。
“先生,”李世民站起来,“铸钱的事,我会去做。你放心。”
“我不担心。”任东说,“殿下做了该做的事,天塌不下来。”
李世民笑了笑,转身走了。
走到帐篷门口,又停下来。
“先生。”
“嗯?”
“你刚才跟知节说,出了主意会觉得沉。这个沉,是好事还是坏事?”
任东愣了一下。
“殿下怎么知道的?”
“知节告诉我的。”李世民说,“他说你觉得沉,是因为你在意了。在意了,才会沉。不在意的,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没了。”
任东沉默了一会儿。
“殿下,”他说,“也许是好事。但我还没习惯。”
李世民笑了。
“慢慢来。我陪你。”
然后他走了。
任东坐在那里,看着晃动的帘布,很久没动。
风吹进来,灯灭了。
他躺在被褥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风很大,吹得帐篷哗哗响。但他不觉得冷。被子很厚,棉絮很软,阳光的味道还在。
他想起白天跟程咬金说的话——“怕结果不好,怕害了人。”
他想起跟李世民说的话——“也许是好事。但我还没习惯。”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一点。
“慢慢来吧。”他在心里说,“总会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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