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是受害者

顾逢消失得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没有出境记录，没有酒店登记，没有信用卡消费，没有手机信号。他在临东的住处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什么都没找到。没有照片，没有日记，没有通讯录，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连一张写字的纸都没有。他是一个没有痕迹的人，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席斯言不信。

他在顾逢的住处站了很久，从窗户看到外面。临东的早晨很安静，阳光照在对面的居民楼上，那些窗户有的开着，有的关着，有的窗帘拉着，有的什么也没有。他的目光扫过每一扇窗户，然后在某一扇上停了一下。不是那扇窗户有什么特别，是那扇窗户的玻璃反光，反射出了对面楼顶的一个东西。一个很小的、黑色的、圆圆的、像摄像头一样的东西。他转过身，走出门，爬上楼顶。

楼顶的门是锁着的，锁是新的，亮银色，在灰扑扑的铁门上像一颗崭新的、还没被拔掉的牙。席斯言试了试，锁很结实，一脚踹不开。他下楼，从技术科借了把钳子，把锁剪断了。铁门被他推开的时候，发出生锈的、刺耳的、像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楼顶很空旷，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几根晾衣绳，几盆枯死的花，还有一个——他看到了。那个从窗户玻璃反光里看到的、小小的、黑色的、圆圆的、像摄像头一样的东西。它被安装在楼顶的围墙上，朝向顾逢的窗户。不是监控摄像头，是——一个望远镜。一个小型的、家用的、可以在网上买到的那种天文望远镜。它被固定在一个自制的支架上，镜头对准了顾逢的窗户。

席斯言蹲下来，看着那个望远镜，没有碰。他叫了技术科的人来拍照、提取指纹、检查望远镜里存储的数据。望远镜没有存储功能，它只是一个光学仪器，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录的。但它的镜头上有一层灰，灰上面有一个新鲜的、没有被灰尘覆盖的、手指形状的痕迹。有人最近用过它。不是几天前，是最近。可能昨天，可能今天早上，可能在席斯言他们到达之前不久。

技术科的人提取了指纹，现场比对，数据库里没有匹配。但他们在望远镜的支架底部发现了一行小字，刻上去的，不是写上去的。字迹很小，很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技术科的人用侧光一照，那些字就浮现出来了——一个日期，三年前的；一个缩写，“L.J.”；还有一个符号。圆，倒着的R。跟那个符号一模一样，但多了一个东西——在圆的下面，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被人用针尖刻上去的，细到几乎不可能被肉眼辨认。技术科的人用显微镜拍了下来，放大，再放大。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顾逢，你在看吗？”

席斯言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楼顶的边缘，看着对面顾逢的窗户。那扇窗户还开着，窗帘在风中轻轻摆动，像一个正在招手的人。从望远镜的位置看过去，刚好能看到顾逢的卧室。床，桌子，椅子，衣柜。一切尽收眼底。有人在监视顾逢。不是警方，不是私家侦探，是另一个人。一个在望远镜上刻下“顾逢，你在看吗”的人。他知道顾逢在看，他知道顾逢知道他在看。这是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无声的、持续了三年的对视。一个人坐在屋里，一个人站在楼顶，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互相看着。一个不知道对方是谁，一个知道对方不知道。

云曦月站在席斯言旁边，看着对面那扇窗户，看着那个正在风中摆动的窗帘，看着那些被阳光照得发白的墙壁。她的脑子里在转着很多东西——那个望远镜，那行字，那个符号，那个日期。三年前，临东气球案发生的那一年。三年前，“反人”组织出现的那一年。三年前，顾逢开始被监视的那一年。监视他的人是谁？是另一个组织？是警方？还是——那个人自己？他给自己装了一个望远镜，对准自己的窗户，在支架上刻下“顾逢，你在看吗”，然后假装不知道。为什么？

“席队，”云曦月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被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听到，“这个望远镜，不是别人装的。是顾逢自己装的。”

席斯言转过身看着她。

云曦月走到望远镜旁边，蹲下来，指着支架上的螺丝。“这些螺丝是从里面拧紧的，不是从外面。如果有人从外面安装这个望远镜，他需要站在楼顶的外墙上，或者从楼下吊上来。但你看这些螺丝的磨损方向——是从里面拧的。安装这个望远镜的人，站在楼顶的这个位置，面朝围墙，把支架固定好，然后把望远镜放上去。他不需要爬墙，不需要吊索，他只需要站在这里。这里——是顾逢的楼顶。他可以从他的窗户爬出来，穿过楼道，上楼顶，装好望远镜，然后回去。他在监视自己。他在看自己。他在问自己——你在看吗？”

席斯言的手指在望远镜的支架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站起来，走下楼顶，走过那条窄窄的巷子，走回顾逢的住处。他站在那扇开着的窗户前，看着对面楼顶那个小小的、黑色的、圆圆的望远镜。从顾逢的窗户看过去，那个望远镜刚好在视线正中央。坐在床上的时候，躺在床上，站在窗前，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它。它一直在那里，像一个永远不会闭上的、黑色的、圆圆的、在看着他的眼睛。

“顾逢不是跑了，”席斯言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是去找那个人了。那个在望远镜后面看了他三年的人。那个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他在哪里。那个人一直在等他。等他自己走过来。”

赵铁生的电话在下午三点打了过来。他的声音很急，急到连招呼都没打。“斯言，临东那边有新发现。顾逢名下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储物柜，在火车站。我们的人去查了，里面有东西。”

席斯言挂了电话，开车去了临东火车站。储物柜在候车大厅的角落里，一排排的，铁皮的，蓝色的，上面贴着“小件寄存”的标签。顾逢的那个在最后一排的最下面，几乎贴着地面。王浩蹲在地上，把柜门打开，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鼓鼓囊囊的，拉链拉得很紧。他戴上手套，把包拿出来，放在地上，拉开拉链。

里面全是纸。不是传单，不是气球，不是小丑的面具。是——记录。手写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字，日期，时间，地点，人物，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字迹工整，缓慢，每一笔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像一个在临摹字帖的小学生，一笔一划，不敢有任何偏差。跟信封上的一样，跟照片背面的不一样。这是顾逢写的。他记录了一切。从三年前开始，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在记录自己。

王浩一页一页地翻，手在发抖。他看到了熟悉的名字——周海生，彭远，程昔，林远，苏晚亭，何远。还有那些他没见过但听说过的人——反人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据点，每一次行动。全在这里。顾逢把自己的一切都写了下来，像一个在写遗书的人，把所有的罪都写在纸上，等着被人发现。但他没有死，他跑了。他留下了这些，然后跑了。为什么？是为了让警方知道一切？还是为了让另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那个在望远镜后面看了他三年的人。那个人知道这些记录的存在吗？那个人在等顾逢来找他，还是顾逢在等他来找自己？

席斯言把那些纸一页一页地看完，然后放回包里，拉好拉链。他站起来，看着候车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群。拖着行李箱的，抱着孩子的，拎着塑料袋的，吃着面包的。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蓝色的、铁皮的、几乎贴着地面的储物柜里，藏着一个人三年的罪。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可能就在他们中间，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穿着普通的衣服，像一个普通的、不会让任何人多看一眼的旅客。

“飞宇，”席斯言对着电话说，“查临东火车站周边的所有监控。从今天早上开始，往前推三天。顾逢可能来过这里，把包存进去，然后走了。也可能没来过，是别人帮他存的。不管怎样，我要看到他。哪怕只是一个背影。”

陈飞宇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看了上百个监控画面，眼睛酸得直流泪，但没有眨眼。他看到了一个人。不是顾逢，是一个穿黑色连帽卫衣的、戴着口罩的、看不清脸的人。他出现在火车站广场的监控画面里，从东边走过来，进了候车大厅，然后消失了。没有从任何出口出去，没有出现在任何站台上，没有上任何一辆车。他消失了，像顾逢一样，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但他的步态，他走路的方式，他肩膀摆动的幅度，他手臂弯曲的角度，被监控记录了下来。陈飞宇把这段画面截取下来，送到了省厅的步态分析实验室。

步态分析需要时间，而时间是他们最缺的东西。因为在兆斐，在临东，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反人组织的其他成员可能还在行动。顾逢的记录里有他们的名字，有他们的地址，有他们的任务。方晴带着人，一个一个地抓。从下午抓到晚上，从晚上抓到凌晨，从凌晨抓到天亮。一共抓了二十三个人。二十三个。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身份，做不同的事。但都在做同一件事。都在为同一个人做事。都在为顾逢做事。顾逢的记录里没有他自己的去向，没有他要去哪里，没有他要去见谁。他只记录了别人，没有记录自己。他把所有人都卖了，把自己藏了起来。他在等，等那个在望远镜后面看了他三年的人找到他。还是他在等那个人自投罗网？

席斯言不知道。他只知道，顾逢留下了一个望远镜，一本日记，一个储物柜，二十三个同伙。他留下了很多，但最重要的那个——他自己在哪里——他没有留下。

云曦月在顾逢的记录里翻到了最后一页。这一页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都是字，密密麻麻的，工工整整的。这一页只有一幅画。不是画，是描。一张脸的轮廓。不是小丑的面具，不是封住脸的那层白色塑料，是一张真正的、人的脸。额头的线条，眉骨的起伏，眼睛的位置，鼻梁的挺直，鼻尖的微钝，上唇的薄，下唇的略厚，下巴的尖。每一个细节都被描得很仔细，很慢，像是在画一幅很重要的画，每一笔都不能出错。但这张脸不是完整的。只有左半边。右边是空的，白的，什么都没有。像一张被撕掉了一半的照片，像一面被打破了一半的镜子，像一个人在看着自己，只看到了半边。

云曦月的手指在那半张脸上停了一下。她认出了这个轮廓。不是因为她见过这个人，是因为她见过这个人的作品。那些面具，那些封住脸的东西，那些只有红鼻子的、没有眼睛嘴巴的、像蛋壳一样光滑的白色塑料。它们不是面具，它们是——模具。从这个人的脸上翻下来的模具。把某种可塑的材料贴在这个人的脸上，等它干了，取下来，就是一张没有五官的、光滑的、只有轮廓的脸。然后再在应该画眼睛的位置画眼睛，应该在画嘴巴的位置画嘴巴，应该在画鼻子的位置画鼻子。不是画上去的，是留出来的。在模具上，眼睛、嘴巴、鼻子的位置是封住的，是凸起的，是——这个人本来就有眼睛、嘴巴、鼻子。模具翻下来的时候，这些凸起的地方会在材料上留下凹陷。那些凹陷，就是面具上眼睛、嘴巴、鼻子的位置。但在这个案子里，面具上没有眼睛、嘴巴的凹陷，只有鼻子的。因为那个人没有眼睛，没有嘴巴。他的脸上，只有鼻子。其他的地方，是平的。光滑的，像蛋壳，像瓷器，像一张被熨斗烫过的、没有皱纹的脸。

云曦月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滑，撞到了墙。她走出技术科，走上楼梯，推开会议室的门。所有人都在，席斯言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笔，正在写什么。她走到他面前，把那半张脸的描图放在桌上。

“这不是面具。这是模具。从一个人的脸上翻下来的。那个人的脸上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只有鼻子。其他的地方是平的。因为他的脸被烧过，被酸腐蚀过，被什么东西毁掉了。他戴的不是面具，是他自己的脸。一层被毁掉的、没有表情的、像蛋壳一样光滑的脸。他不需要面具，因为他已经是一张面具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王浩的核桃从手里滑落，滚到了桌子底下。刘洋的多肉从窗台上掉了下来，花盆碎了，土撒了一地。方晴的名单从手里滑落，纸页散了一地。陈飞宇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他没有推上去。赵铁生的茶杯从手里滑落，碎在了脚边。

席斯言看着那半张脸，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那半张脸的旁边写了两个字——“顾逢”。不是问号，是句号。顾逢不是幕后黑手，他是受害者。一个被人用酸毁掉了脸、用火烧掉了五官、只剩下一个红鼻子的人。他创立了反人组织，他做了那些面具，他写了那些记录，他留下了那些证据。他在找一个人。一个把他的脸毁掉的人。那个人在望远镜后面看了他三年，他也在看那个人看了三年。他在记录里写了所有人，唯独没有写那个人，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只画了那半张脸。那半张，他没有被毁掉之前的、还剩下的一半的脸。另外一半，他忘了。或者他不敢记起来。

席斯言放下笔，转过身，面对所有人。“顾逢不是我们要找的幕后黑手。他也是受害者。真正的那个人，毁掉他脸的人，在望远镜后面看了他三年的人，才是我们要找的。顾逢留下了这些，不是为了帮我们破案，是为了让我们帮他找到那个人。他在等我们找到那个人，然后找到他。”

赵铁生蹲下来，把碎瓷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捡得很稳，一片都没落下。他把碎瓷片放在桌上，排成一排，像一具被打碎了的、正在被拼回去的尸骨。他看着那些碎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

“查。把那个望远镜上所有的指纹、所有的DNA、所有的痕迹，全部查一遍。那个望远镜不是顾逢自己装的，是别人装的。顾逢在记录里写了，‘有人在看我’。他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那个人就在对面的楼顶。他不知道那个人看了他三年。但那个人知道顾逢在看。他知道顾逢看到了他。他知道顾逢在记录里画了他的半张脸。他什么都知道。他要让顾逢知道，是他毁了他的脸。是他让他变成了一个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只有一个红鼻子的人。他要把顾逢变成小丑。他做到了。顾逢真的变成了小丑。不是面具上的小丑，是心里的小丑。他伤害别人，是因为他被伤害过。他让别人倒下，是因为他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

王浩从地上把核桃捡起来，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他的眼眶红了，没有泪。他看着那半张脸，看着那个只有左半边轮廓的、像一张被撕碎的照片一样的描图。他忽然觉得，那张脸的右边不是空的，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了。被一只手的影子。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张扑克牌。红桃A。

“席队，”王浩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那半张脸，我见过。不是在这里，是在——林远案的那个废弃游乐场。鬼屋的墙上。有一幅画。不是画的，是喷上去的。黑色的喷漆，画了半张脸。左边一半。右边是空的。跟这个一模一样。”

席斯言转过身，看着王浩。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王浩见过的——在周茉案的最后关头，在他开车冲向阳光花园小区的时候，在他的眼睛里也有这种光。不是愤怒，不是紧张，是一种“终于近了”的光。

“走，”席斯言说，“去游乐场。”

废弃游乐场还是那个样子。生锈的铁门，倒塌的围墙，枯萎的爬山虎。鬼屋的门还是那张张开的、画着锋利牙齿的嘴，上面的那双眼睛还是那样瞪着他，笑着。席斯言推开门，走了进去。走廊里很暗，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划出一道苍白的、细长的口子。他走过那些断头台、电椅、绞刑架、棺材，走过那些塑料的骷髅头和假蜘蛛网，走到走廊尽头的那个空间。

椅子还在。空着的，没有尸体，没有小丑服装，没有面具。但墙上有一幅画。不是画的，是喷上去的。黑色的喷漆，在灰白色的墙面上像一道裂开的、正在流血的伤口。半张脸。左边一半。右边是空的。额头的线条，眉骨的起伏，眼睛的位置，鼻梁的挺直，鼻尖的微钝，上唇的薄，下唇的略厚，下巴的尖。每一个细节都跟顾逢描图上的那半张脸一模一样。但多了一个东西——在脸的旁边，有一行字，喷上去的，黑色的，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写的——“你找到我了。”

席斯言站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手指在那行字上轻轻摸了一下。漆是干的，但不是很干，像是喷上去没有太久。几天前，几周前，几个月前？他分不清。但他知道，那个人来过这里。在林远案发生之后，在警方勘查完现场之后，在所有的警戒线都撤走之后。他来了，喷了这半张脸，喷了这行字，然后走了。他在告诉顾逢——你画了我，我也画了你。你在找我，我也在找你。我们都在找对方。谁先找到？

席斯言把手电筒的光移到墙根。地面上有一些黑色的、细小的、像灰尘一样的东西。他蹲下来，用镊子夹起一点，放在手心里。不是灰尘，是漆。喷漆的时候落下来的，干了的，碎成了粉末。粉末里有一根头发。黑色的，很短，很细，像一根被折断的、失去了生命的线。他把它夹起来，放在证物袋里。

云曦月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做这一切。她没有说话，没有帮忙，只是站着。她知道他能找到。她知道他一定会找到。因为他是席斯言。因为他是那个在黑夜中不闭眼的人，是那个在所有人放弃之后还在追的人，是那个在顾逢的住处站了一上午、在楼顶发现望远镜、在鬼屋的墙上看到那半张脸的人。他不会停。他会一直追，追到那个人无处可逃，追到那张脸的右边也被画出来，追到那个在望远镜后面看了顾逢三年、在鬼屋的墙上喷下“你找到我了”的人站在他面前，告诉他——你是谁，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的脸长什么样。然后他会告诉他——你被捕了。

席斯言站起来，把手电筒关掉，走出鬼屋。阳光涌过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双画在门上的、圆圆的、瞳孔很大的、夸张地扭曲着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看着他，笑着。他忽然觉得，那双眼睛不是在笑，是在哭。因为它的主人，那个画它的人，那个把它画在这里、让它日日夜夜看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的人，他的脸上没有眼睛。他画了很多眼睛，但他自己没有。他画了很多嘴巴，但他自己的嘴再也张不开了。他画了很多红鼻子，但他自己的鼻子——还在。因为那是他唯一剩下的、没有被毁掉的、还能呼吸的器官。他用它来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味道的？油漆的，灰尘的，腐烂的，还有一点点——百合花的。甜的，腻的，让人头晕的。

席斯言转过身，看着云曦月。她站在阳光里，穿着那件奶黄色的针织衫，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缕碎发垂在脸旁边，像一幅被风吹散了的、正在被慢慢画上去的画。她的眼睛很亮，亮到像是能把他的影子映在里面，永远不让他消失。

“曦月，”他说，“那根头发，帮我做DNA。”

云曦月点了点头。

她把那根头发带回了兆斐。在负一楼的实验室里，她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把那根头发处理了。头发很短，只有不到两厘米，根部的毛囊还在，但很小，很干，像一颗被风干了的水果。她用显微切割技术把毛囊分离出来，提取DNA，扩增，测序。每一步都很小心，因为她只有一次机会。头发只有一根，样本量太小，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什么都没了。

凌晨四点，结果出来了。DNA数据库里没有匹配。这根头发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罪犯、嫌疑人、失踪人员。它属于一个没有记录的人。但云曦月没有失望。因为她知道，没有记录不代表不存在。它只是还没有被记录。等他们找到那个人，取了血，做了比对，它就会有记录。它会被录入数据库，被编号，被存档，被用来在法庭上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她走出实验室，上楼，推开会议室的门。席斯言还在，王浩还在，刘洋还在，陈飞宇还在，方晴还在。赵铁生也在，他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新泡的茶，茶是热的，他没有喝。他看着云曦月走进来，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表情。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是他在每一个破案的前夜都看到过的——不是答案，是答案即将出现的预感。

“DNA没有匹配，”云曦月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块石头，“但这根头发的主人，跟顾逢有血缘关系。不是父子，不是兄弟，是——堂兄弟。他们的Y染色体相同。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那个在望远镜后面看了顾逢三年的人，是顾逢的堂兄。毁掉顾逢脸的人，是他的堂兄。创立反人组织的人，是顾逢。但真正操控这一切的人，是他的堂兄。顾逢是他堂兄的棋子。他堂兄毁了他的脸，让他恨这个世界，让他去伤害别人，让他成为小丑。他堂兄在对面楼顶看着他，看着他变成小丑，看着他写下那些记录，看着他留下那些证据，看着他被全世界追捕。他堂兄在笑。”

会议室里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的安静。王浩的核桃不响了，刘洋的笔不写了，陈飞宇的键盘不敲了，方晴的名单不翻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声音，呜呜呜呜，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个人在哭。

赵铁生站起来，把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茶洒了一些出来，在桌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看着那片水渍，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所有人。

“查顾逢的家族。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堂兄弟，表兄弟。所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一个地查。找到那个堂兄。找到那张脸的右半边。找到那个在望远镜后面、在鬼屋的墙上、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黑暗角落里，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笑着我们的人。”

席斯言走到白板前，把那半张脸的描图贴在正中央。左边一半，右边是空的。他拿起笔，在右边画了一个问号。那个问号很大，很黑，像一个正在张开的、黑色的、没有声音的嘴。他看着那张嘴，看了很久。然后他放下笔，转过身。

“天亮了，”他说，“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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