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李达康的回答

周瑾的目光转向李达康，如同精准的探照灯。之前对沙瑞金关于“未立即返岗”的严厉质询，已经在所有常委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此刻，压力无缝衔接，转移到了这位以强硬著称的省会书记肩上。

“达康同志——”周瑾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清晰地响起，“丁义珍外逃，发生在你主政的京州市，他是分管城建、国土等领域的副市长。刚才沙书记提到，事件发生后，你第一时间赶回了京州一线指挥处置。那么，我想请你谈一谈，作为京州市委书记，你对丁义珍问题的发生、发酵乃至最终外逃，是怎么看的？你个人，以及京州市委，在这中间，是否也存在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

李达康缓缓抬起头。他没有看沙瑞金，也没有刻意回避周瑾的目光。他的脸庞轮廓分明，眼神锐利而冷静，但下颌紧绷的线条，显露出他内心绝非表面那般平静。他知道，自己的回答，不仅是向巡视组交代，更是在沙瑞金面前、在所有常委面前，为自己，也为京州市委市政府，进行一次至关重要的“危机陈述”。

“周组长，各位同志。”李达康的声音不高，但异常清晰稳定，带着一种直面问题的坦荡和沉痛，“首先，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京州市委市政府，就丁义珍违法犯罪并最终潜逃出境这一严重事件，向省委、向中央巡视组作出深刻检讨！”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丁义珍是我在任京州市委书记期间，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将他放在主管城市建设、国土资源这样的关键岗位，并委以光明峰项目总指挥的重任，是我的决策。事实证明，我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存在严重的失察失责，未能真正识别出其腐化变质的本质，存在‘重才干、轻品德’、‘重政绩、轻监督’的错误倾向。对他在分管领域内可能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警惕性不高，日常监督管理严重缺位，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对此，我没有任何理由辩解，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理。”

主动揽责，态度鲜明。这符合李达康一贯强势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沙瑞金之前未能完全“扛住”的那部分责任。

周瑾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

“我个人深刻反思的同时，京州市委班子，尤其是在干部监管、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也存在集体责任。对于丁义珍这样一个手握重权的干部，市委的监督防线层层失守，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用好，存在‘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怕影响工作推进的思想。对此，京州市委也将进行专题反思整改。”

承认集体责任，但巧妙地将问题归咎于“监督形式化”和“好人主义”，而非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或有意纵容。

“但是，周组长，”李达康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复杂而具体，“关于对丁义珍问题的察觉和前期处理，我想说明几个具体情况。”

“第一，我对丁义珍在工作作风、纪律方面的问题，并非毫无察觉。”李达康开始切入关键细节，“早在大约半年前，也就是光明峰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时，我就陆续听到一些关于他工作方式霸道、与企业老板交往过密的风声。特别是，有几次向我汇报工作的同志含蓄指出，丁义珍有时打着‘落实李书记指示’的旗号，加速项目推进，但做法可能欠妥。”

他看向周瑾，目光坦诚：“我当时的主要精力确实集中在推动京州经济转型、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对光明峰这个标志性项目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尽快出形象、出效益，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心态。虽然我对丁义珍本人进行过提醒，告诫他要注意工作方法，严守纪律底线，不得打我的旗号办事，但监督的力度和频次确实不够。”

这个解释，既承认了自己监督不力，也点出了丁义珍“狐假虎威”的行事特点，将自己与丁的具体违法行为进行了初步切割。

“第二，为了摸清情况，防患于未然，”李达康声音压低了些，变得更加正式，“大约在三个月前，我确实就丁义珍可能存在的问题，专门与当时的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同志进行过一次非正式沟通。我向树立同志明确表示，听到了关于丁义珍的一些反映，要求市纪委在不惊动、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以关心干部、预防风险的角度，对丁义珍同志的工作圈、社交圈、生活圈进行必要的、初步的了解摸排，重点是关注其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是否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树立同志当时表示会谨慎安排。”

他环顾了一下会议室内的现任纪委书记，继续道：“这次摸排，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一项内部预防性、非正式调查性质的举措，目的是掌握情况，及时提醒，保护干部。据事后了解，市纪委当时确实抽调了少量可靠人员，开始了一些外围的了解和信息收集工作。但这项工作刚刚启动不久，尚未形成任何结论性材料。”

李达康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他曾经试图启动内部监督程序。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间点，”李达康的语气带上了些许无奈，“由于京州轨道交通三期和新区建设几个关键项目面临国家部委审批和资金拨付的瓶颈，需要市委书记亲自出面协调。按照省委之前的部署和要求，我不得不暂时搁置部分市内工作，前往京都，协调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相关事宜。这次行程是早就计划好的，也向省委主要领导报备过。”

他将自己“离场”的时间点，与纪委摸排的“起始点”以及自己“执行省委要求的重要公务”联系起来，解释了为何后续监督未能持续跟进。

“在京都期间，我先是向财政部周瑾副部长汇报了京州转型发展的思路，得到了宝贵的指导。”李达康提到周瑾时，语气平静如常，仿佛只是陈述一个客观工作事实，“之后，便是密集地与相关部委司局沟通项目细节。就在我准备返程的前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我接到了省委高育良副书记亲自打来的紧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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