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李达康的回答2

所有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关键节点来了。

“育良书记在电话里，以一种非常严肃和急迫的语气，向我通报了最高检反贪总局即将对丁义珍采取行动、但丁义珍可能已经提前得到消息、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李达康描述得很具体，“育良书记要求我，作为京州市委书记，必须立刻、马上返回京州，稳住大局，处理善后，防止出现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接到电话后，”李达康的语气斩钉截铁，“我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协调购买了最早一班返回汉东的机票。抵达京州机场时，是凌晨五点多。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市委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市委小会议室。当时，市纪委书记张树立、组织部长刘烨等同志已经按照我电话里的指令在那里等候。”

他开始叙述那个关键的早晨：“在简单碰头后，我于早上六点整，主持召开了在京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紧急邀请了相关的副市长、光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应对丁义珍事件，部署后续处置。”

“在会议上，”李达康的声音带着一种当时情境下的决断力，“我首先代表市委和我个人，对丁义珍事件做了定性，承认了领导责任。随即，我宣布了三条紧急措施：第一，立即成立‘丁义珍相关问题处置及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工作领导小组’，由我亲自担任组长，张树立、刘烨同志任副组长。下设资料封存审计、工作接续维稳、干部问题核查三个专班，即刻开展工作。”

“第二，我特别强调要举一反三，明确指出大风服装厂土地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样是重大风险点，必须一并彻底解决，并当场宣布成立‘大风厂问题专项调查处置工作组’，同样由我牵头负责，要求三天出初步报告，一周出处置方案。”

“第三，要求全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各项工作不能乱，同时要求纪委、公安等部门密切关注动态，配合上级调查。”

李达康的叙述清晰、具体、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行动内容，与他先前在京都时，秦刚转达周瑾“快、准、狠”处理丁义珍遗留问题指示后的连夜部署完全吻合。

“会议结束后，相关工作立即铺开。”李达康最后总结道，“丁义珍的办公室、相关文件数据被全面封存；其分管工作由其他副市长暂时接管；大风厂的调查也同步启动。在初步稳定局面后，我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当时仍在下面调研的沙瑞金书记，简要汇报了京州的应急处置情况，并请求省委指示。”

他说完，目光平静地看向周瑾：“周组长，以上就是我个人和京州市委，在丁义珍事件发生前后，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我承认并检讨我在识人用人、日常监督上的严重失误和领导责任。但我也可以负责地说，在得知事态紧急后，我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岗位，并采取了在当时条件下我认为最果断、最全面的措施，试图控制局面、减少损失、排查风险。至于丁义珍为何能在最高检行动前逃脱，其背后是否真有‘内鬼’，这超出了我当时的职权和认知范围，我也异常震惊和愤怒。我本人及京州市委，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央、省委对此事的一切调查，并积极配合。”

李达康的回答，堪称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处理述职”：深刻检讨个人和集体责任，但不纠缠于抽象认错；具体说明自己早有察觉并启动过内部摸排（将责任部分导向具体执行部门如纪委）；合理解释自己“离场”原因（重要公务）；突出自己“闻讯即动、连夜返回、第一时间开会部署”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详细列举处置措施（成立工作组、封存资料、排查风险等）体现担当和能力；最后表明配合调查的坚决态度。

他巧妙地塑造了一个“虽有失察之过，但反应迅速、处置得力、敢于担当”的市委书记形象。与沙瑞金之前关于“未立即返岗”的苍白辩解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瑾听完，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两下。

“达康同志的说明，很详细。”周瑾缓缓开口，“你承认了失察失责的领导责任，也说明了事后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特别是你提到，在丁义珍出逃前，你就因听到风声而指示市纪委进行过摸排，这一点，我们会向相关当事人核实。”

他话锋微转，问题却更加尖锐：“但是，达康同志，你指示市纪委进行的所谓‘摸排’，既然已经启动，为何在你离京后似乎就悄无声息，未能及时发现丁义珍涉嫌行贿部委官员如此严重的问题？是市纪委的工作不力，还是这种‘摸排’本身就流于形式，甚至……是否存在有人故意让这次摸排‘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刻意规避了关键线索？”

周瑾的目光，若有所指地扫了一眼现任省纪委书记，以及脸色依旧苍白的沙瑞金。

“此外，”周瑾继续问道，“你在大风厂问题上反应迅速，态度坚决，这值得肯定。但丁义珍分管的光明峰项目，与大风厂的土地纠纷、与山水集团，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你要求彻查大风厂问题，是否与你当时已经察觉，丁义珍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煤矿审批，而是与京州本地的某些利益集团深度绑定有关？”

这两个问题，一下子将焦点从李达康的“反应速度”，引向了更深的“问题关联性”和“前期监督的真实效果”上。

李达康的心微微一提。他知道，周瑾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疑点。关于纪委摸排为何无效，他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关于光明峰与大风厂、山水集团的关联，他更需要谨慎措辞。

“关于纪委的摸排为何未能提前发现丁义珍行贿的问题，”李达康沉吟片刻，答道，“我事后也进行过反思。一方面，我当时给树立同志的指示，更多是强调‘不惊动、不影响工作’、‘关心干部’的预防性了解，排查范围和深度可能确实有限，更多集中于工作作风和八小时外的社交圈，对于其具体经济往来、特别是与部委官员的勾结，如果没有明确举报线索，常规的预防性了解确实难以触及。另一方面，丁义珍行事隐蔽，反侦查意识强，也可能刻意回避了监督视线。至于是否存在故意敷衍或规避的情况，这需要组织调查。我个人愿意相信，树立同志当时是认真执行了我的指示。”

他将责任分摊给了“指示的局限性”和“丁义珍的隐蔽性”，并为当时的纪委书记张树立（此刻不在场）做了谨慎的开脱。

“至于光明峰项目与大风厂、山水集团的关联，”李达康的语气变得更加审慎，“在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大风厂问题调查时，主要是基于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社会风险点的考虑。当时，我掌握的丁义珍问题线索，仅限于最高检通报的煤矿审批行贿。大风厂问题本身是独立的历史遗留问题，涉及职工安置和土地权益，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所以我将其列为重点风险一并处理。至于您提到的，丁义珍是否与山水集团存在更深利益捆绑，进而可能影响到光明峰项目，这……确实是我当时未曾深入想到的层面。如果存在这种关联，那说明丁义珍问题的复杂性和危害性远超想象，也进一步暴露出我们监督的盲区。我支持巡视组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李达康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当时处置的初衷是为了“维稳”和“举一反三”，又承认了可能存在自己未知的更深层关联，并将进一步调查的球踢回给巡视组，姿态显得坦诚且配合。

周瑾听完，未置可否，只是将目光从李达康身上移开，再次看向面前的笔记本，仿佛在记录什么。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一种悬而未决的寂静。

沙瑞金暗自松了一口气，李达康的应对比他预想的要沉稳有力，多少分担了一些火力，但也让他感到一丝不安——李达康表现出来的果断和“早有察觉”，某种程度上反衬了他当时反应的迟缓。

高育良依旧垂着眼睑，只是手中的保温杯握得更紧了一些。李达康提到的那通“紧急电话”，将他直接卷入了事件的时间线，这让他感到有些不适。

田国富的头几乎要埋到桌子里。

其他常委则心思各异，李达康的这番陈述，无疑会改变一些人对他的看法，也在丁义珍事件的迷雾中，投下了几道复杂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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