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骑手的末路（下）

沈翊在王海手机的云端备份中，恢复了一段被删除的录音。录音时间正是案发当晚，王海在接到督导吴鹏电话后，赶往最后送餐地点途中，似乎是无意中触碰了录音键。录音内容除了街道噪音和王海沉重的喘息，还清晰录下了吴鹏那通电话的后半段。

吴鹏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冰冷而不耐烦：“王海，我警告你，这一单再超时，就不是扣钱那么简单了。你这个月的‘服务之星’评选资格会取消，下周的‘等级考核’也悬了。我知道你老家等着用钱，但规矩就是规矩。系统显示你有‘危险驾驶’记录，再有投诉，你可能就不是降级那么简单了，站点有权考虑清退。”

王海的声音带着喘息和恳求：“吴督导，路上真的堵，餐厅也出得慢……能不能跟客户说说，或者……”

吴鹏打断他：“那是你的问题。平台只看结果。我提醒你，别想着跟客户诉苦博同情，规矩不允许。抓紧时间，别再给我找麻烦。就这样。”

电话挂断。录音里只剩下王海压抑的、近乎呜咽的呼吸声，以及电动车加速时电机的嗡鸣。

这段录音，比李勇的推搡更加冰冷地揭示了压垮王海的另一重力量：不是简单的催促，而是系统性的、以规则和惩罚为武器的精神压迫与生存威胁。吴鹏，这个同样年轻的“督导”，不过是这套冰冷规则的人格化执行终端。

警方再次传唤吴鹏，并播放了这段录音。吴鹏的脸色变了变，但依旧试图辩护：“我说的都是平台管理规定，是为了维护服务标准和大多数骑手的公平。我的职责就是确保规则执行。”

“你的职责里，包括对骑手可能面临的心理压力和极端风险进行评估和干预吗？”陆明远直视着他。

吴鹏沉默片刻，避开目光：“……那不是我的考核指标。”

这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核心。在层层数据考核和效率至上的架构下，个体的情绪、安全、甚至生命，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外部性”。

案件至此，真相完全浮出水面。李勇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移送起诉。而平台方面，在警方出具的报告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其算法规则、时间设置、督导管理方式存在优化空间，并承诺进行一系列改进：包括引入更人性化的异常情况上报和申诉机制、优化派单逻辑和预计时间算法、加强对骑手的心理关怀和安全培训、改革督导考核方式等。相关部门也启动了针对零工经济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专项调研和立法探讨。

王海的葬礼上，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老家赶来，哭得撕心裂肺。许多素不相识的骑手同行自发前来送行，他们沉默地站在雨中，头盔下的面孔写满了疲惫与物伤其类的悲凉。老陈红着眼睛对记者说：“海哥走了，可每天还是那么多单，那么紧的时间，那么冷的系统……我们能怎么办？”

陆明远和沈翊没有参加葬礼，他们站在市局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城市连绵的雨幕。

“我们抓住了一个动手的凶手，推动了平台做出一些改进。”陆明远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杀死王海的，真的只是李勇那一推，或者吴鹏那几句话吗？还是那个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算法牢笼’？是把人当成数据点来优化、把安全与尊严置于效率之下的运行逻辑？”

沈翊的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那些复杂的派单算法示意图上：“技术本应赋能，提升效率，解放人。但当技术设计的初衷和评价体系聚焦于资本效率、数据增长时，它就可能异化为压迫的工具。王海和李勇，都是这个系统下的受害者，也是一个悲剧的两面。”

这个案子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全社会对平台经济劳动者处境的大讨论。“算法暴政”、“困在系统里的人”等词语频频出现。人们开始反思，在享受便捷外卖服务的同时，是否无形中参与了某种对他人时间的极致挤压和风险的漠视。

春天快要过去了，十字街的骑手们依然忙碌。但或许，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有的骑手开始更敢于因安全原因拒单或上报异常；有的客户在订单超时时，多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立刻投诉的冲动；平台APP的界面上，悄悄增加了“骑士暖心驿站”和“心理热线”的入口。

改变是缓慢的，但至少开始了。

陆明远合上案卷，对沈翊说：“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惩罚犯罪，有时更是要揭开那些导致犯罪的结构性伤口，哪怕只能照亮一角。法律要惩治具体的恶，也要推动制度去减少滋生恶的土壤。”

沈翊点点头，关掉了屏幕上那些冰冷的数据流图表：“科技向善，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它需要制度的约束、资本的节制、以及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觉醒与行动。但愿王海的死，能成为打破这座无形牢笼的一记沉重钟声。”

十字街的夜幕降临，霓虹闪烁，订单的提示音仍在无数手机上响起。在这座由数据、效率和无数个体劳动支撑起的繁华都市里，关于尊严、公平与技术的思考，如同暗夜中的微光，虽弱，却执着地亮着，照亮前路，也叩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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