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5 章 请愿
9月1日，上京南郊劳工区，陈记早点铺。
清晨六点一刻，秋雾还未散尽。铺子外的煤炉已烧得通红，三层高的蒸笼冒着滚滚白气。
老板老陈正麻利地从笼里拣出包子、烧麦，码进竹匾。一个十五六岁小伙计，正蹲在门口小板凳上，“刺啦刺啦”磨着豆浆。
头一拨客人已经来了。
靠墙那张桌子坐了四个建筑工人，都是上京第一建筑公司的。
领头的是泥瓦工班长张大有，黑脸膛，粗手粗脚，正掰开个肉包子，蘸着辣椒油。
他对面是年轻工友阿兴，孔敬府人，来上京半年，汉语说得顺溜多了。
旁边一桌坐着三个码头搬运工，裤腿上还沾着河泥。
最靠外那张小桌，则是个头发花白、戴副断腿眼镜的老先生，慢条斯理地喝着粥。
这是附近小学的职工，姓刘，在学校看大门，早上总爱来这儿坐坐，众人都称他刘老师。
“老陈，报纸来了没？”张大有咽下口包子，朝柜台喊。
“来了来了！刚送来的，油墨味儿还没散透呢！”
老陈从柜台下抽出两份《上京日报》，一份递给张大有，一份夹在门口的简易报架上。
张大有摊开报纸，同桌几人都凑过头来。头版那行粗黑标题赫然入目：
“荼毒百姓的豺狼终自毙！沙立畏罪自杀于山区”
“死了好！这种祸害留着过年？”码头工那桌有人兴奋地拍了下大腿。
阿兴盯着报纸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嘴唇抿得紧紧的。
过了几秒，他才低声说：“我老家村子……就是被这种败兵抢的。我爹的肋骨，就是被枪托砸断的。”
旁边桌一个老码头工叹道：“你这还算轻的。我老家在川省，那会儿，兵匪一家，今天这个司令来征粮，明天那个队长来拉夫。
我老汉就是不肯交最后那袋谷种，被吊在村口树上打，抬回来没三天就咽气了。”
气氛一时沉重。
这时，铺子门口进来个新客人。约莫五十来岁，瘦削，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老陈一见就招呼：“周先生来啦！还是老三样？”
“哎，麻烦陈老板了。”被称作周先生的人在刘老师旁边坐下，朝众人点点头。
张大有认得他，这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叫周文瑞。
据说早年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做教书先生，去年才辗转来到夏国，如今在教育部下属的文化整理委员会做事，是个文化人。
“周先生，您看看这报纸。”张大有把报纸往他那桌递了递。
周文瑞接过，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他轻轻“哼”了一声，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周先生，您见识多，给说道说道？”刘老师开口问。
周文瑞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我在南洋……待了二十七年。从民国十六年跟着叔父下南洋，到去年回来。”
他并没有评论报纸上的事情，反而讲起了自己的过往，周围的人也都安静下来听着。
“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我做过小学教员，开过小书店。华人勤劳，肯吃苦，有点积蓄就置产业、供孩子读书。
可荷兰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是‘东方犹太人’；本地人又嫉妒我们，说我们抢了他们饭碗。”周文瑞语气没有波澜，但握着茶杯的手指节发白。
“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更不用说……我们那片街区的华人商铺，被抢被烧的，十家有七八家。我那小书店，三万册书，一把火烧得精光。”
老陈停下拣包子的手，叹了口气。
周文瑞继续道：“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荷兰人又回来了。四七年吧，我有次去市政厅办营业执照，那个荷兰办事员当着我的面说：
‘你们这些中国人，就像田里的老鼠，怎么清都清不完’。
我气得浑身发抖，可你能怎么办？那是人家的地盘，人家的规矩。”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茶摊里一认真听讲的脸：“去年初，我收到国内亲戚来信，说南边有个‘北圻联邦’，是咱们华人自己掌权，正招纳海外同胞。
我犹豫了三个月，半辈子家业都在那儿啊。
可有一天，我书店隔壁裁缝铺的老板，就因为‘非法囤积布料’的罪名，被荷兰警察抓走，店铺封了。
他的孙子才八岁，哭着来求我帮忙……我能帮什么？”
周文瑞声音有些发哽：“那天晚上，我就决定：走！什么都不要了，带着老婆孩子上船。
到了海防港，有移民官接待，问我会什么，我说教过书、认得字。
第二天就安排了住处，第三天上京就有人来安排我做工作……
现在，我在文化委员会整理古籍，老婆在纺织厂做工，两个孩子都在公费小学读书。”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我来夏国这一年，没人骂过我是‘老鼠’，没人因为我勤劳肯干就眼红举报我。
我去办身份证，办事员客客气气；我孩子上学，老师一视同仁；
我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去供销社买东西，售货员没因为我口音不同就抬价。”
茶摊里鸦雀无声。灶台上的水壶“呜呜”响着。
周文瑞指着报纸：“这个沙立……他在暹罗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咱们夏国，这种人活不长！
为什么？因为这儿有规矩。总统立的规矩：勤劳守法的人，就该过上好日子；祸害百姓的人，就该被收拾！”
“说得好！”张大有重重拍了下桌子，震得碗筷叮当响。
“我们的总统就是这个理儿！我老家滇省山沟里的，祖辈佃农，一年累死累活交完租子，剩不下几粒米。
四九年跟着南下来这儿，分了田，学了手艺，现在一个月，少说也有一千五六，顿顿还有肉！
我可是听说，老家村里那些留下的，现在也在搞土改，日子也好起来了。可他们有咱们这儿好吗？没有！”
阿兴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在暹罗时，村里地主收七成租。旱了涝了，租子一粒不能少。我妹妹生病，没钱抓药，六岁就没了。
来这儿后，我在建筑队干活，上个月发了六百五十块钱，我给老家寄了四百，剩下的买了套新衣裳，还给妹妹……哦，我新认的干妹妹，买了双鞋。”
他抬起头，眼圈有点红：“前天我去邮局寄钱，柜员是个华人姑娘，看我是暹罗口音，非但没嫌弃，还教我填单子，说‘慢慢写，不着急’。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我是个被当人看的人。”
码头工那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瓮声瓮气道：“我表舅在吕宋（菲律宾），开杂货铺的。
前年当地人要涨保护费，表舅不肯，铺子让人砸了三次，最后只能关门。
写信回来说想回来，可船票贵，手续又难……”
“唉，听到你们这么讲，我也有话要说。”另一个工人接话：
“我叔叔在马来亚锡矿做工，英国人的矿，华人矿工工钱只有本地人的一半，出事死了，抚恤金也少一半。
去年矿塌了，我叔叔压断条腿，矿上给二十镑就打发了。现在瘸着，在槟城街头摆摊修鞋。”
茶摊里你一言我一语，竟成了南洋华人苦难的诉苦会。
老陈听得心里发酸，把刚蒸好的一笼肉包子端出来：
“来来，趁热吃，今天我请客！听了这些，心里头……唉。”
周文瑞重新戴上眼镜，目光从报纸上抬起：“诸位，我有个念头，不知当讲不当讲。”
“周先生您说！”
“咱们在这儿，有田种，有工做，孩子能上学，病了有医馆看——这是总统给咱们挣来的福分。
可南洋那些地方，还有多少华人同胞在受苦？荷兰人欺负，英国人排挤，本地人眼红……他们想回来，可路费谁出？手续谁办？到了这边，谁来接应？”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些：“咱们能不能……联名写个请愿书？请政府出面，派船去接那些想回来的南洋同胞？
咱们夏国现在地盘大了，缺人开荒，缺人建厂，那些同胞来了，不正好？”
张大有眼睛一亮：“这主意好！我工地正缺熟练工呢！那些在南洋做木匠、泥瓦匠、机修工的，来了就是宝啊！”
阿兴也激动起来：“我认得几个从吕宋逃过来的，说那边华人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英国人要搞什么‘排~华法案’……”
那个络腮胡码头工一拍桌：“写！今天下工就写！我按手印！我表舅一家五口，在吕宋快活不下去了！”
刘老师推了推眼镜，慢悠悠道：“老夫虽然退休了，字还写得。请愿书……得写得有理有据，既要讲同胞情谊，也要说对国家有利。这个，我可以帮忙起草。”
茶摊里气氛瞬间热烈起来。
那份关于沙立的报纸还摊在桌上，但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更远的地方。
那片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曾经闯荡、受苦的南洋，以及一个可能实现的、接同胞回家的梦。
老陈擦着手，看着这群激动的客人，忽然想起两年前自己刚来上京时的惶惶不安。
如今，他的早点铺生意稳定，儿子在技工学校学开车，女儿在纺织厂当学徒。
这一切，确实像周先生说的，是“总统给挣来的福分”。
老陈提高声音“各位！请愿书要是写好了，放我这儿！来吃早点的工友、街坊，识字的我让他们看，不识字的我念给他们听！咱们联名的人越多，政府越重视！”
“好！”众人齐声应和。
晨雾散尽，秋阳洒满街道。
早点铺里蒸汽氤氲，话语喧嚷。
那份报纸被风吹动一角，露出副版一则小消息：
“移民局统计：今年1-8月接收南洋自愿回归华人侨胞共计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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