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订单从欧洲雪片般飞来

演讲之后的第三天，电报开始像雪片一样往展位里飞。

第一封是演讲当天晚上到的。组委会值班室的人举着电报条穿过A区找过来，递到我手里的时候，电报纸还是卷着的。

我展开来读了一遍。

法文。抬头写着“虞记洋装沈虞女士亲启”。

内容是米兰一家精品买手店，说要订购「水墨江南」和「青花入釉」各三件。现货展品不卖，问定制周期和价格。

我站在新展位旁边的通道上读完了那封电报。

然后把它递给春兰。

“这个回。报价比玛格丽特定做那件高两成，定制周期写四个月。你用法文回，不会的词查字典。”

春兰接过去。

她看着电报上那几行法文，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回展位里，伏在台面上开始打草稿。

第二天上午又来了两封。

一封来自伦敦。一家叫“东方艺术馆”的店铺，问能不能代理虞记在英国的分销。

一封来自里昂。一个丝绸博物馆说想要一件「敦煌飞天」做永久收藏。不出价，问卖不卖。

第二封我多看了两遍。

“博物馆收藏”——这四个字跟“订单”不一样。

订单是买卖，卖了还能再做。收藏是把这件东西放进玻璃柜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还有人站在柜子前面看它。

哑姐站在我旁边看完了那封电报。

她没说话。

伸手指了指墙上那件「敦煌飞天」，又指了指自己胸口。

“你绣的。”我说，“让不让人家收藏？”

她想了三秒。

点头。

到第三天下午，电报总数超过了二十封。

春兰已经把回信模板整理出来了——定制询价一套、代理询价一套、收藏询问一套。阿桃在旁边负责拆信封，按照“已回”“待回”“需面谈”三个类别分堆。哑姐在展台旁边守着那面墙，每当有人靠近十二件旗袍她就让出空间，等人走了重新调整衣领。

到了第四天，电报来得更密了。翻译已经快跟不上了。

春兰坐在展台后面的折叠桌旁。

面前摊着一本法文词典、一本英文词典、一摞空白电报回函单。

她每隔几分钟就抬起头，用笔杆敲一下太阳穴，然后低头继续翻译。

“师父——这句的意思是要独家代理权吗？”

“不是。问的是能不能在他们店里寄售。回‘可以，具体条件面谈’。”

“师父——这封是瑞典语的，我看不懂。”

“先放着，我晚上看。”

“师父——这封是手写的，字太花了——”

阿桃在旁边喊：“春兰姐你歇会儿，你翻了一下午了。”

春兰没停。

她把左手按在纸面上压住卷边，右手继续写。

“不歇。这些信放一晚上，人家以为咱拿架子。”

我到第六天傍晚才从展位里脱开身。

那天闭馆早，周末改成了半日开放。下午四点锁了展馆之后，阿桃和春兰先回了酒店清点电报。哑姐留下来陪我收最后几只箱子。

我把樟木箱合好锁扣。哑姐把展台上的棉布罩收进布袋里。A区正厅的灯一盏一盏暗下来。

走出场馆大门的时候，天色还没完全黑。

塞纳河上泛着一层浅橙色的天光。

“你先回去。”我拍了拍哑姐的肩，“我去河边坐一会儿。”

她看了我一眼。

点了点头，接过我手里的布袋往酒店方向走了。

我转身朝塞纳河走过去。

河边的长椅空着两张。

我选了靠西的那张坐下来。面前就是塞纳河的水面。水流比我想的急，波光在傍晚天光里碎成一片一片的浅金色。

对岸的建筑物轮廓开始亮灯了。

一扇窗一扇窗地亮起来，像有人在按顺序划火柴。

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摸到了那面小旗的边角。

哑姐绣的那面「虞」字旗，我一直随身带着。

布料磨着指腹，粗糙又实在。

电报。

那么多电报。

米兰。伦敦。里昂。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

每一封电报后面都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在某个城市的某间屋子里，看了虞记的十二件旗袍，或者听说了展位排队的消息，或者被皮埃尔、被其他什么人推荐了“中国那家叫虞记的裁缝铺”。

他们写了信，发了电报，用各种语言在纸面上问——这件卖不卖，能不能定制，可以来中国看你们的工坊吗。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搭在膝盖上。

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素圈，在暮色里泛着一点极淡的银白。

傅沉渊不知道在哪。

东北那么大，他的驻地可能离北平几百里。收一封电报都要辗转好几天。他大概还不知道虞记的展位移到了主厅，不知道皮埃尔站起来鼓掌了四分钟，不知道哑姐绣了一面旗缝好了让我带回去挂。

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而我在塞纳河边坐着的这一刻——

上辈子走了那么多红毯。灯光打在脸上，镜头对着你。但你心里清楚，那是“被看见”，不是“被需要”。

红毯上你站在那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你。但没有一封电报是从米兰、伦敦、里昂飞过来的。

那些订单不是给沈虞的名字。是给十二件旗袍，给虞记的手艺，给北平那个纺纱厂里一千多个女人的手。

是她们的手，让那些洋人愿意花四倍的价钱定一件衣服，等四个月。

是她们的手，让“中国旗袍”四个字从平面变成活的。

我坐着没动。

河面上的光变了三次颜色。从浅金到橙红，再到青灰。然后对岸的灯全都亮透了。巴黎的暮色彻底沉了下去。

我低头笑了一声。

上辈子走红毯的时候，手心里攥着的是经纪人给的话术单。背错了要扣钱。

现在手里攥的是一面哑姐绣的红旗。边角缝得不太齐，但每一针都舍得使劲。

长椅旁边的路灯亮了。

橘黄色的光从头顶落下来，把我的影子拉了一道斜斜的投在地上。

我站起来往酒店方向走。经过桥上时回头看了一眼塞纳河。

水还在流。对岸的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万点。

那些电报大概还在往展馆的电报房里涌。翻译跟不上的就堆在桌上，等明天早上拆。

推开酒店房门的时候，哑姐正在灯下补一只樟木箱边角的磨损。

针线盒搁在膝盖上。

阿桃趴在床上翻一本新的空白登记本，嘴里数着今天的电报总数。春兰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六七封回了草稿的电报函。左手压着纸面，右手捏着一支铅笔。铅笔芯已经钝了，她没削，继续写着。

我把外套脱了挂上衣架。

那面旗从口袋里露出一角红边。

阿桃抬头看了我一眼：“师父您回来了？春兰姐又翻了七封，法文那封她说得查字典明天才能回。”

春兰从桌边抬起头。笔尖还搁在纸面上。

“明天早上能回完，不影响。”

我走过去看了她一眼。

桌面上摊开的电报函上字迹整整齐齐。每一个法语单词下面都标了中文释义。译得未必准确，但她全标上了。

“明天再回。”我把那几封电报函拢了拢，“今天先睡。”

春兰张了张嘴。

想说“还有一封荷兰语的”。

我看了她一眼。

她把嘴闭上了。

哑姐从箱边站起来，走过来从我口袋里把那面旗抽出来，折好放进床头柜抽屉里。

然后拍了拍枕头。

那个手势的意思是“睡”。

我躺下来的时候，巴黎的夜色正浓。

窗缝里透进塞纳河方向的风，和远处偶尔的汽笛声。

那些电报在抽屉里，跟旗叠在一起。一沓纸和一面红布。纸上是各种语言的名字和地址，布上是一个字的白线绣花。

明天早上拆开新一封电报的时候，大概又会有哪个城市冒出“虞记”两个字。

我翻了个身。

铜镜在床头柜上安安静静地反着窗外的微光。

上辈子走红毯，灯光刺得睁不开眼。这辈子收到那些电报的时候，眼睛倒是睁得很大。一行一行看过去——米兰，伦敦，里昂，阿姆斯特丹，柏林。

每一个城市名字后面，都连着一个人。

那个人愿意花四个月的等待期、四倍的价钱，要一件来自北平的旗袍。

紧张。

比上辈子走红毯紧张。

红毯是走完就完了。那些订单是穿上去就不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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