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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1963年2月-1964年2月


彩云利用农闲时间教玉兰学习纺棉花、做针线活和识字。她没想到自己没上过学,只是通过参加扫盲班学习,如今也能当老师了。玉兰一开始跟哥哥学文化,可玉强没耐心,老是嫌她笨,玉兰一气之下不学了。玉兰跟母亲学了没几天,全家四人的姓名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但能认识,而且还会写。

“五谷丰登”是贴在家中粮仓上的春联,“六畜兴旺”是贴在猪圈上的春联,玉兰每天喂猪时都能看见。猪在吃,她在写,干活学习两不误。

彩云教玉兰识字没有教材,就是围绕日常生活,顺藤摸瓜,顺其自然。

“玉兰,你知道‘六畜兴旺’的六畜是什么吗?”彩云用这个办法激发玉兰的学习兴趣。

玉兰茫然:“不知道。”

“六畜指的是猪、牛、羊、马、鸡、狗。”

“妈,我想学习这六个字。”

“六畜属于十二属相,我把这十二个字全部教给你。”

“十二属相是什么?”

“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你学会以后,我再教你如何推算家里每个人的属相。”

玉强放学回来,利用木柴和一些下脚料练习锯子、斧子和凿子的使用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这些常用工具,还在发福的指导下,给家里打了一个小板凳和一个小方凳。

玉强最爱捕鱼,平日里总爱琢磨着自制些捕鱼工具。他找来一些竹子,把它剖开,削成薄片,编成黄鳝笼子。待到傍晚,他便叫上玉军一道下笼去。

春季气候回暖,黄鳝大都在越冬地带活动。玉强将笼子倾斜置于池塘和水沟的水草萌发之地,尾部置于水面上,便于黄鳝换气,避免缺氧闷死。玉军负责将纱布包着的几只蚯蚓作为诱饵放入笼内,然后用草将尾部端口塞住,以免黄鳝逃跑。

天还没亮,两人就急着去收笼子。有的笼子一个没有,有的里面竟有好几条,一晚上能抓到三四斤。攒几天,彩云就上街去卖,换点零花钱用。

玉兰拿起篮子和镰刀去割猪草。她知道大塘的猪草比较多,不但有虾子草、小鹅草、黑鱼草,还有线秧等。但塘的周边都被割光了,只能下水去割。可这里的水比较深,必须脱了衣服才行,于是她回去找玉强。

“哥,大塘猪草我够不着,还是你去吧。”

“够不着,脱了衣服下去不就行了。”

“妈,您看我哥,大白天的我能脱了衣服下去吗?”

“好了,你哥一会要去上学,我们俩可以抬着你二叔家的大木盆去。”

“对,我二婶不在家,这个办法好。”

“高兴了吧?”

“嗯,快走!”

两人把木盆抬到大塘。坐上后,两人分别在一侧用手向前划水,不一会,就来到塘中央。这里的猪草确实不少,很快就割了许多,盆中都快堆满了。

返回时,玉兰把捆在镰刀上的竹竿拆下来,不时地用镰刀在木盆上敲打,显得很高兴。突然,一条大鲤鱼跃出水面,正好落在木盆的猪草上。玉兰立即过去想摁住它,由于身体没站稳,一下子摔入水中,木盆也被翻过去,好在玉兰去年已学会了游泳,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木盆和猪草都拖到塘埂上来。

这时,天色骤然暗了下来,浓墨般的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涌而来,转眼就吞噬了整个天空,狂风呼啸着掠过塘面,卷起层层浪花。突然,一道闪电劈开云层,将阴沉的天幕撕开一道惨白的裂口。

彩云对玉兰说:“快点,要下雨了。”

“知道了。”两人连忙将猪草装进篮子里,抬起木盆赶紧朝回赶。

七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队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王红兵说:“省里推行的责任田已被上面认定为包产到户搞单干,犯了方向性错误,更有人认为这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省里迅速做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实行“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彻底改正。”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目前全省绝大多数生产队已改完,县里近期就要开始全面改正。现在夏收已结束,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从明天开始,全队各家各户的责任田和各组的耕牛、大型农具一律收回,全面恢复到责任田以前的状况。”

王红兵话音刚落,就有人站起来问:“收回责任田有文件吗?”

接着,又有人问:“这是全公社统一布置的吗?”

“全大队有几个生产队改了?”

“请大家安静。”王红兵听见还有人在嘀咕,便故意提高了嗓门:“我们现在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争取主动。这既是保护队领导,也是为了保护在座的每个人。同时大家也可以把有限的肥料和资金用到自留地上,因为自留地不会变,请大家予以理解和配合。”

会场刚平静一会,又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说得好听,我看他就是怕丢了乌纱帽。”

“胳膊拧不过大腿,要真是政策变了,谁也没办法。”

“他刚从市里回来,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

“红兵说得有点道理。”

“是啊,他是党员,又爱学习,对政策可能吃得更透。”

散会后,王红兵如释重负,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服社员们收回了责任田。

责任田刚让彩云的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如今又被收回,她不得不开始盘算接下来的种种难处,最要紧的还是劳力问题。家里四口人,只有她一个劳动力。大儿子玉强小学刚毕业,九月份就要去唐岭学校上初一;女儿玉兰已经十三岁,彩云寻思着可以让她下地干活了;小儿子玉军才六岁,什么都帮不上忙。责任田一收回,往后就只能靠工分分红过日子,挣工分和种好自留地,成了家里最重要的事。

彩云回到家,跟女儿说:“玉兰,责任田已被全部收回,又开始集体上工记工分了。”

“那我们栽的秧怎么办?”

“全部归生产队了。”

“我们自留地种的花生呢?”

“自留地不变,还是我们的。”

“没有责任田了,我怎么办?”

“你和我们一起去上工怎么样?”

玉兰很爽快地说:“行啊,不知道我一天能挣多少工分?”

“年底评工分时才知道。”

“您一天多少工分?”

“原来是八分半,估计年底还是这样。”

“最多是多少分?”

“最多一天十分,主要是壮劳力。”

“女的有十分的吗?”

“有,比较少,我觉得你长大了应该能拿十分。”

“那我就能穿上新衣服了。”

彩云沉思了片刻,望着玉兰道:“等年底把你喂的那两头猪卖了,就给你做新衣服。”

玉兰兴奋得喊了起来:“太好了,明年过年我可以穿上新衣服了,也不用担心涛哥去卖血了!”

“涛哥?哪个涛哥?”

“就是有涛哥。”

“他要卖血?卖血干什么?“

“他说明年过年,我要是还没有新衣服穿他就去卖血,给我做件新衣服。”

“你同意了?”

“没有,我跟他说了,他要是卖血给我做衣服,我把它烧了也不穿。”

“这就对了,他这么小,还在长身体,千万不能去卖血。”

彩云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年她也就是这么大的时候,腿被一疯狗咬破时,大志趴在她腿上给她吸血的情景。她觉得童年时期的情感是最纯洁、最珍贵的,也是最最值得留恋的。她想玉兰能有这么一个大男孩如此喜欢她,也是一种幸福。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彩云接着问玉兰。

“就是过小年的时候,他来看演出,见我哥和玉军都穿上新衣服,问我为什么不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哭了,后来他就哄我,跟我说的。”

“他可能是跟你开玩笑。”

“不!他是真的!”

“小孩不让卖血,他想卖医院也不敢要。”

“那我就放心了!”

一清早,王红兵就吹响了那个久违了的上工哨子:“上工了,都到村南锄玉米。”

锄玉米就是锄掉玉米地的杂草,松动土地,让玉米苗长得更好更快。玉兰初次上工,彩云怕她手头没准,所以干活时紧挨着她,叮嘱她尽量锄窄一点,跟上队伍,特别不能把玉米苗给锄掉。

玉兰虽然岁数小,但手脚麻利,干活比较利索,一般农活很快就能学会。到了第二天,彩云就比较放心了,不再跟着她了。

八月初,公社接到县委的通知,要求月底前全部收回责任田,王家峪大队由于王红兵的带头作用,责任田改正工作非常顺利,一周之内,全部完成。公社在责任田改正工作总结大会上,还专门表扬了王红兵和大队杨书记。

总结大会那天晚上,公社要放电影《刘巧儿》。彩云和玉兰虽然早就看过,却还是想再去。两人提前吃了晚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唐岭,电影正好刚开始。

看完回来的路上,玉兰问母亲:“妈,您说巧儿她爹为什么那么坏,要把女儿卖给一个大老头子,而且还是一个拄着拐杖的瘸子。”

“电影里不是说了吗?巧儿她爹贪财,那个老头是个财主,巧儿她爹就是图他的钱财。”

“您见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旧社会听说有,如今是新社会,应该没有了。”

“巧儿看上的那个柱儿长得真俊,我也喜欢这样的男的。”

“你长得这么漂亮,妈将来肯定要给你找个特别俊的男人,保证让你喜欢。”

两人走着说着,来到了一片花生地。八月下旬的花生已经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彩云看了看前后都没人,便对玉兰说:“你去拔两棵,我们到河边去吃。”

“好的。”

玉兰拔了几棵,两人过了汤桥坝,跑到上游的河边洗了洗,美餐了一顿。然后将花生壳和花生秧子全部扔到河里,随水流而下,没留下任何痕迹。

一天早上,玉兰去喂猪,发现有一头猪躺在那里不动,她进去把它赶起来,可还是不吃食,彩云过来看了看,摸了摸猪的背部,觉得很热,她怀疑这头猪可能病了。彩云立即赶到杨家岗,请来了兽医张东平,他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周边集体和家养的牛、猪、羊等,一有病就找他来看。

这次他还带着他儿子张有运一起过来,他想把这技术传给自己的儿子。

“张大哥,你看这猪是不是病了?”彩云问。

“是的,发高烧,问题不大,我打一针,应该就没事了。”

“你这么好的技术,还不带个徒弟?”

“这不,他现在就是我的徒弟。”东平指着身边的儿子说。

有运有点不满意:“爸,我现在也能当兽医了,不要再提徒弟的事了。”

“原来你们是父子俩,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儿子多大了?”

“阿姨,我今年十五了。”有运笑着对彩云说。

“十五岁就能当兽医了?那你可得好好谢谢你爸。”

有运一撇嘴:“都是我自个儿学的,他压根儿就没教过我什么。”

东平瞪了他一眼,转头对彩云说:“听见了吧?就是个白眼狼,没良心的东西。——这是你闺女吧?”

彩云点点头,招呼身后的玉兰:“快喊大叔。”

玉兰脆生生地叫了一声:“大叔,您好!”

东平高兴地说:“好、好,看你女儿长得真漂亮,今年多大了?”

“十三了。”

“个子挺高,像是十五六岁的姑娘。”

“是的,长得显大,实际上还是个孩子。”

“有婆家了吗?”

“还小,不着急。”

有运插话问玉兰:“小妹,你愿意跟我学兽医吗?”

玉兰说:“我不识字。”

有运显得很热情:“没关系,我可以教你识字。”

彩云问东平:“你儿子有对象了吗?”

“媒人给他介绍过,他都不乐意,非要自己找不可,我也拿他没办法。”

“你儿子长得挺俊的,又有技术,肯定能找到他喜欢的姑娘。”

“就看他的命了。”

完事后,父子俩只收了两块钱,就走了。

到了年底,队里召开评工分大会,全体社员参加评议。按照每个社员各自的体力和劳动技能以及劳动态度评出底分,最高的为十分,低的有四分、四分半、五分等。成年男劳力底分多为十分,成年女劳力只有少数为十分,多数为九分半至八分之间,未成年人底分一般为四分至九分之间。

一个社员的底分就是干一天活能得到多少工分。底分为十分的社员干一天活就可以得到十分工分,一个家庭全年取得的工分总数就是这个家庭年终分红的依据和筹码。工分越多,分到的钱粮就越多,所以一个社员的底分就是大家对其劳动价值的认可。

玉兰是第一次参加评工分,当队长提到她的姓名时,她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提议四分,有人提议四分半,也有人提议五分,最后王红兵说:“陈玉兰虽小,但干活有模有样,肯干卖力,就定为五分吧。”玉兰听了很高兴,自己也成为半劳动力了。

评到彩云时,有的提议九分,有的提议八分半,王红兵接着就拍板,那就八分半吧。

“我不是病人,我是一个健康人,为什么也是八分半?”彩云站起来质问王红兵。

大家一听就知道彩云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王红兵老婆韩秀霞瘫痪卧床好几年,能下床活动也就一年左右,目前只能干些一般农活,彩云和她一样,都评为八分半,显然不合理。

发福、红雷也为彩云鸣不平,但王红兵不愿改口,坚持定为八分半,彩云也没办法,只好忍了。评工分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钟,只评了四十多人,还有三十多人未评。

玉兰去喂猪,发现猪圈门已打开,两头猪不见了,她一下子就慌了,边跑边喊:“妈,猪不见了。”

彩云听了,赶紧跑过来:“别着急,可能饿了跑出去了。”

“不会的,猪圈门我一直用铁丝拴着的,它们跑不出去。”

“你向东,我向西围着村子分头找,我们在村后汇合。”

两人找遍村前村后和周边都没找到,彩云也开始着急了,跑到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们,大家都说没见,也没有什么线索,发福和云凤也帮着彩云一起寻找。发福带着玉兰到街上集市查看蹲守,彩云和云凤到周边各村寻找,一天下来一点收获都没有。

玉强知道后没去上学,跟着一起找。一直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彩云无奈之下,又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只是做了登记,说他们先查一查,让回去等消息。

彩云觉得这猪十有八九是找不到了。但仍不死心,和玉兰一样,老在周边毫无目标地到处转悠,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底分评定结束后,记工员和会计一起算出各家全年工分总数,就可以进行年终分红决算了。

分红决算就是生产队将所有收入减去开支和公积金后,除以所有人全年工分总和,得出每个工分的分值,然后用每个家庭取得的工分总数乘以工分的分值就是收入。

支出就是从队里分得的粮食折款,收入减支出,结果为正的就是分红所得的现金,大家称之为“顺挂户”,结果为负的就是应向生产队交纳的现金,这种情况属于分红超支,大家称之为“倒挂户”。

生产队全年生产的粮食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然后留足种子和储备粮,剩下的才属于分配粮。

征购指标分征和购两部分,征是农业税,就是无偿交公粮;购是国家按计划收购,并按定价付给卖粮款,这是生产队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不得私下买卖。

生产队留存的储备粮,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时民工的口粮以及其他应急之需。在分配粮中,70%作为基本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分男女老幼;其余30%则按工分分配。每个家庭分得的粮食,需按国家定价折算扣除相应的粮款——这往往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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