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两个故事
查尔斯·惠勒下去后。
帕特里克继续翻了翻手里的名单：
“现在请提案人的证人——纽约，圣玛丽社区诊所，艾米莉·罗德里格斯。”
旁听席后排，一个穿着旧外套的中年女人站了起来。
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她走上证人席，举起右手宣誓。
亚当斯看着她，声音放得很轻：
“罗德里格斯女士，请向委员会介绍一下你自己。”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紧张都压下去，然后开口了。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叫艾米莉·罗德里格斯，今年四十一岁。”
“我是单亲母亲，有一个儿子，今年十四岁。”
“我在纽约的圣玛丽社区的一家小诊所做护士，干了十一年。”
她顿了一下。
“我没有医疗保险。”
会议室里有人翻了翻身子。
这些议员见过无数专家、说客、CEO，但很少见到一个没有医保的护士。
“为什么？”亚当斯问。
“因为我有既往病史。”
她的声音开始发颤，但还在努力维持平稳。
“十四年前，我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宫。”
“从那以后，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因为这个拒绝我。”
“不管我换多少份工作，不管我搬到哪个州，结果都一样——既往病史，拒保。”
她停了一下，低下头，像是在克制什么。
“我自己没有保险，我的儿子更没有地方依附。”
“单独给一个孩子买保险，保险公司不卖。”
“他们说——没有雇主，没有家庭保单，不能卖。”
她的声音更低了，但每个字都砸在会议桌上。
“去年冬天，我的儿子得了阑尾炎。急诊手术，住院五天。账单是一万两千美元。”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
“我一年的工资是九千美元。”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你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亚当斯问。
“他好了。但我们欠了一屁股债。”
“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省吃俭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变得硬了一些。
“我来这里，不是来要钱的。”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护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为没钱，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压药切成两半吃，有人胰岛素不够用就减少剂量，有人心脏病发作了不敢叫救护车。”
“我做了十一年护士，我救过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帕特里克，又看向两党的参议员。
“你们说全民医疗要花几百亿。我不知道几百亿是多少钱。”
“但我知道，一万两千美元，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帕特里克面无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没有敲下去。
记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笔，有人摘下眼镜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头。
他们跑国会新闻跑了十几年，听证会参加了上百场，听过的证词能装满一整个档案柜。
他们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这一次，他们发现自己没有。
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哭，没有闹，只是站在那里，说出了一组数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万两千美元的账单。
听证会还在继续。
还会有更多专家上台，更多数据被展示，更多关于“钱从哪里来”的争论。
但刚才那几分钟，已经被记者们的录音笔记了下来。
——————————
同一时间，国会山另一侧，众议院州际与对外贸易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另一场听证会也在同步进行。
凯德斯坐在人民党的席位上，面前摊着法案的副本——H.R.782，和参议院的S.247内容一模一样。
主席台上，委员会主席斯达格特敲下木槌。
“听证会现在开始。H.R.782，全民医疗法案。第一位证人——”
也是专家，也是数据，也是关于“钱从哪里来”的车轮战。
凯德斯没有打断，没有插话。
他在等。
轮到人民党传唤证人时，斯达格特翻了翻名单，语气平淡：
“人民党的证人——俄亥俄州，扬斯敦，马歇尔。”
旁听席后排，一个穿着工装裤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
他走上证人席，举起右手宣誓。
凯德斯看着他：“马歇尔先生，请向委员会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马歇尔，今年四十九岁。我在扬斯敦的钢厂干了二十二年，是炼钢车间的班长。”
他停顿了一下。
“我前年失业了。工厂关了，三千多人同时没了工作。”
他说话的方式不像艾米莉那样细腻，每句话都像是在车间里喊出来的，硬邦邦的。
“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以前工厂有保险，看病吃药还能扛。”
“失业以后，保险没了。我去买商业保险，人家一查病历，说我有既往病史——不保。”
他看着斯达格特，又看向两党的议员。
“我现在每天吃的降压药、胰岛素，都是托人去墨西哥带的。”
“同样的药，那边便宜三分之二。我知道这不合法，但我没办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药瓶，放在证人席的桌面上。
玻璃瓶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这瓶药，在美利联邦要一百二十美元。在墨西哥，四十美元。”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
有人盯着那个药瓶，有人低头在纸上写着什么，有人把目光移开，又忍不住看回来。
一个钢铁工人，在炼钢炉前干了二十二年，现在要靠从墨西哥偷运药品来续命。
这不是什么地下电影的情节，这是听证会上的证词。
斯达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来，又放下。
他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凯德斯没有追问，只是让马歇尔继续讲下去。
马歇尔讲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亲戚从边境带药、如何把药片掰成两半吃以延长药效。
讲到“把药掰成两半”的时候，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动了一下。
一位共和党议员举起手，语气里带着一丝质疑：
“马歇尔先生，你说你去墨西哥买药。你不怕买到假药吗？”
“墨西哥那边假药泛滥，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马歇尔转过头，看向那个议员。
“议员先生，你说的FDA警告，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墨西哥的假药，我也听说过。”
他沉默了几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联邦的真药，我买不起。”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假药可能吃死人。但没药吃，一定会死。我选那个‘可能不死’的。”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不是不怕假药。我是没有资格怕。”
会议室里没有人再问问题了。
这一刻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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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国会山，一栋大楼里，一个护士说出了一万两千美元的账单。
另一栋大楼里，一个工人把一瓶墨西哥买的药放在了证人席上。
两个故事，同一份法案。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只是以前，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问，更没有人愿意替他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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