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见你。

云曦月的车驶上高速的时候，天还没亮。路灯在两侧飞速后退，像一串被拉长了的、正在坠落的流星。她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席斯言的消息——“到临东给我电话。”只有六个字，但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握紧方向盘，踩下油门。

临东市局的人已经在等她了。一个叫林队的刑侦副大队长，四十出头，头发花白，眼袋很深，像是很久没睡过觉。他站在门口抽烟，看到云曦月下车，把烟掐灭了，迎上来。“云法医，顾远最后出现的地方，在东郊的一个村子里。走吧，我带你过去。”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上了车。云曦月跟在他后面，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了临东市区。

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干涸的河边。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开过去的时候，扬起一片黄色的灰尘。顾远住过的房子在村子的最东边，是一栋红砖砌的平房，屋顶的石棉瓦塌了一半，用塑料布盖着。门是木头的，漆面剥落，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被虫蛀过的木头。门锁着，锁是新的，亮银色，在灰扑扑的门上像一颗崭新的、还没被拔掉的牙。林队叫人来开了锁，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子里很暗，窗户用木板钉死了，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线光，照在地面上，像一道细细的、苍白的裂缝。地上有脚印，很多，有大有小，有新有旧。最新的那串，从门口延伸到卧室。云曦月沿着那串脚印走过去，推开卧室的门。卧室里更暗，没有窗户，四面都是墙。她打开手电筒，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苍白的、细长的口子。地上有一张床垫，脏兮兮的，上面有深色的印子，像是被什么液体浸过又干了，反复很多次。床垫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台灯，一个水杯，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桌子下面有一个纸箱，纸箱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顾远。不要扔。”字迹潦草，急促，像一个人在奔跑时留下的脚印。跟传单上的字迹不一样。这不是顾远写的，是另一个人。是顾逢。他来过这里。在顾远失踪之后，在他消失之前，他来过这里，看了这些东西，在纸箱上写下这行字，然后走了。

云曦月蹲下来，打开纸箱。里面是照片。不是拍立得，是打印的，普通的A4纸，彩色的，有些已经褪色了。每一张都是同一个人——顾逢。不是现在的顾逢，是三年前的，脸还没有被毁掉的顾逢。他站在各种地方——在游乐场，在公园，在商场，在学校门口。他在笑。他的脸是完整的，额头，眉骨，眼睛，鼻梁，颧骨，嘴巴，下巴。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到像是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在看镜头。他知道有人在拍他。他在对着镜头笑。那个镜头后面的人，是顾远。他在拍他。在顾逢还不知道的时候，在顾逢还在笑的时候，在顾逢的脸还没有被毁掉的时候，顾远就已经在看着他了。在望远镜后面，在相机后面，在每一张照片的后面。他在等他。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让他变成小丑的时机。

云曦月把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完，放回纸箱，盖上盖子。她站起来，走出卧室，走出屋子，走到阳光下。阳光很刺眼，她眯起了眼睛。林队站在门口，手里又点了一根烟，烟雾在他的脸前飘散，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的纱。

“云法医，这个村子后面有一条河，干了很多年了。河床里有沙子，有石头，有杂草。我们的人在河床里找到了一些东西。”他走在前面，云曦月跟在他后面。河床离村子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河很宽，但水很少，只有浅浅的一层，在河床的中间流着，像一条细细的、银白色的蛇。河床的两边是沙子、石头、枯草、还有——他蹲下来，用镊子夹起一个东西。很小，黑色的，圆圆的，像一颗珠子。但不是珠子，是——纽扣。衣服上的纽扣，黑色的，塑料的，普通的，在任何一件深色衣服上都能看到的那种。但它的边缘有一圈暗红色的东西，不是锈，是血。

“河床里还有很多，”林队指着河床的各个角落，“纽扣，布片，还有这个。”他从证物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银色的、像U盘一样的东西。但不是U盘，是录音笔。黑色的，银色的边缘，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按钮，按钮上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灯已经不亮了。云曦月接过录音笔，看了看，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没电了。她把它装进证物袋，放进口袋里。

“河床里的这些东西，不是最近扔的。是几周前，几个月前，甚至更久。有人在这里扔了很多东西。可能是顾远，可能是顾逢，可能是其他人。我们要把它们都捞出来，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查。”林队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子。他看着那条干涸的河床，看着那些沙子、石头、枯草，看着那些被埋在里面、被水冲过的、被太阳晒过的、被风干的证据。

云曦月回到临东市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把录音笔交给技术科的人，让他们充电、恢复数据。技术科的人用了一个小时，把录音笔里的文件导了出来。只有一个文件，音频格式，时长——四十七分钟。四十七分钟。她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沙沙沙——是噪音，是录音笔在没有声音的时候自动录下的底噪。然后是一个声音，很轻，很哑，像嗓子被什么东西烧过。“我叫顾逢。我在记录。今天是……”日期。三年前的某一天。顾逢的声音。他在记录。像日记一样，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跟那本笔记本里写的一样，但这不是写的，是说的。他在用声音记录自己。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在说那些事——气球，传单，小丑，倒下的人。他在说那些名字——周海生，彭远，程昔，林远，苏晚亭，何远。他在说那些地点——临东，兆斐，每一个案发现场。他在说顾远。“他在看我。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他在等我做。他是第一个。他是一切的开端。他毁了我的脸，然后让我去毁别人。他是导演，我是演员。他是木偶师，我是木偶。他是镜子里的我，我是镜子外的他。我们是一个人。他不是我的堂兄，他是我的另一半。我左边的脸是好的，他右边的脸是好的。我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我的右边，我是他的左边。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他恨我，我也恨他。但我们离不开彼此。他在看我，我在找他。”

四十七分钟。云曦月听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摘下耳机，揉了揉耳朵。耳机把她的耳朵压得很疼，但她没有感觉。她的脑子里只有那些话，那个声音，那个名字。顾远。顾逢。他们是彼此的一半。一个毁了另一个的脸，另一个毁了另一个的余生。一个在看，一个在做。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镜子外。他们是一个人。

她的手机震了。席斯言的消息——“临东的事办完了吗？”她打字——“办完了。找到了顾逢的录音笔。他在里面说了很多。关于顾远。关于他自己。关于他们。”她发了出去。几秒后，席斯言回了——“回来吧。我在局里等你。”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她发动了车，驶上了回兆斐的高速。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夜色中像一串被点燃的、不会熄灭的蜡烛。

兆斐市公安局的灯还亮着。每一扇窗户都透出光，在夜色中像一颗一颗小小的、温暖的、不肯熄灭的星星。席斯言站在大门口，没有戴帽子，手里端着一杯水，水是温的。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条空荡荡的马路，看着路灯在柏油路面上投下的橘黄色的光斑，看着风把落叶从这头吹到那头，又从那头吹回这头。他看到了她的车。银灰色的，在路灯下像一颗正在滑行的、安静的星星。车停了，她下来了。穿着那件奶黄色的针织衫，头发散了，披在肩上，脸上有疲惫，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到像是能把这条黑暗的马路照亮。

席斯言走过去，把水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水温的，不烫不凉，刚好。“走吧，”他说，“上去说。”他们走进大楼，走过一楼的值班室，走上楼梯。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们的脚步声一响，灯就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云曦月走在他旁边，手里端着那杯水，水面上倒映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她的疲惫，她的——她不知道是什么。会议室的门开着，灯亮着，所有人都在。王浩，刘洋，陈飞宇，方晴，孙浩，张伟，赵铁生。他们看着她走进来，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她手里的水杯。

云曦月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键。顾逢的声音从小小的扬声器里传出来，沙哑的，平静的，像一个人在念自己的墓志铭。“他是第一个。他是一切的开端……”四十七分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没有人喝水，没有人眨眼。他们只是听着，听着那个声音在说那些事，那些名字，那些地点，那些他们追了几个月的、在黑暗中摸索了几个月的、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反复咀嚼的真相。录音停了。会议室里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的安静。王浩的核桃不响了，刘洋的笔不写了，陈飞宇的键盘不敲了，方晴的名单不翻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声音，呜呜呜呜，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个人在哭。

赵铁生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一种压到极点的、快要从喉咙里喷出来的、但必须压住的愤怒。“顾远还在兆斐。他没有跑。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在望远镜后面，在相机后面，在每一张照片的后面。他在看我们。他在等我们找到他。他在玩我们。”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席斯言走到白板前，在“顾远”两个字下面写了一行新字——“兆斐。还在。”写完之后，他放下笔，转过身，面对所有人。“他不跑，因为他不想跑。他等了三年，等顾逢变成小丑，等顾逢去做那些事，等我们来追。他要我们追到他，要我们看到他，要我们告诉他——你输了。他不想赢。他想输。他想结束。”

云曦月站起来，走到窗前，站在赵铁生旁边。她看着窗外那片黑暗的天空，看着那些被云遮住的星星，看着远处那些零星的、还在亮着的灯光。“赵局，门卫大爷今天怎么样了？”

赵铁生沉默了一会儿。“没醒。但医生说他的指标在好转。心跳稳定了，呼吸稳定了，血压稳定了。他还在睡。医生说，他可能明天醒，可能后天，可能——下个月。但他会醒的。他答应过我。”

云曦月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握了握赵铁生的手。他的手很凉，她的手也很凉。两只手握在一起，像两条不同温度的河流汇合了，短暂的相遇之后，没有分开，而是继续交握在一起。她松开手，走出会议室，走下楼梯，走过一楼的值班室，走过那扇她每天进出的大门，走过岗亭。岗亭里还是空着的，那把椅子还是空着的，那四顶帽子还是靠着椅腿。她站了一下，然后推开岗亭的门，走进去，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很矮，她的腿蜷着，膝盖顶着墙。她拿起那杯茶，杯子的漆面已经磨得发亮了，杯底有一层厚厚的茶垢，像一个被反复使用的、永远不会被彻底清洗干净的容器。她没有喝，只是端着。端了很久。然后她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出岗亭。

她还要回去。回到实验室，回到显微镜前，回到那些数据里。她要在那里找到顾远。在他灭掉下一个之前，在他消失之前，在他把自己变成最后一个红鼻子之前。

第二天早上，临东那边传来了一条消息。顾远在三年前失踪前，曾经在一个论坛上发过帖子。论坛是一个很小众的、关于面具和道具制作的爱好者社区。他的用户名是“右边”。他发的帖子不多，只有几条。最后一条，是在他失踪前不久。帖子的标题是——“我要做一张面具。不是戴在脸上的，是戴在心里的。谁能帮我？”没有人回复。那篇帖子沉了下去，再也没有人看过。但它的痕迹还在，在服务器的某个角落里，在一堆被遗忘的数据中，在一张被时间覆盖的、快要消失的网上。陈飞宇把它找了出来。帖子的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我要让一个人变成小丑。他变成小丑之后，我就自由了。”

席斯言看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他变成小丑之后，我就自由了。”写完之后，他放下笔，转过身，面对所有人。“顾远不觉得他在犯罪。他觉得他在解放自己。他毁掉顾逢的脸，让顾逢去伤害别人，让顾逢被抓，让顾逢消失。他觉得这样他就能自由。他不知道，他永远不会自由。因为顾逢还在。顾逢在等他。顾逢在录音笔里说——他是我的右边，我是他的左边。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但他们也不会分开。他们是彼此的影子。影子不会消失。除非光灭了。”

赵铁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透了的茶。凉茶入喉，苦得他整张脸都皱了起来。他把茶杯放下，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自由”两个字上面画了一个叉。“他想要自由，我们就给他自由。监狱里的自由。四面墙，一张铁床，一扇有铁栏杆的窗户。窗户外面有一棵石榴树，不是他种的那棵，是看守所里本来就有的。树正在开花，红色的，一朵一朵地挂在枝头，像一簇簇小小的火焰。那些花总有一天会谢，会落，会变成泥土。但明年还会再开。他不会。他再也没有明年了。”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白板上，那些字迹在光中变得有些模糊，像快要消失的、写在沙滩上的字。但那些字不会消失。因为它们已经被刻在了这张白板上，被刻在了每一个看到过它们的人的心里。

——————

顾远是在城东一个拆迁区的废弃楼里被找到的。不是警察找到的，是一个捡废品的老人。老人说他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靠着墙，一动不动。他以为是个死人，吓得跑下楼，报了警。警察来了，上了三楼，推开门，看到了他。

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运动鞋。头发很长，乱糟糟的，像一窝被风吹散的草。胡子也很长，密密麻麻的，遮住了半张脸。他的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但他的脸上有一道疤。从右眼角到右嘴角，长长的，细细的，像一条干涸的、快要断流的河。那是顾逢打他的时候留下的。拳头打在他右颧骨上，骨裂了，皮肤也裂了，缝了好几针。疤痕是肉色的，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像蜡一样的光。

他的左手手背上有一个烙印。圆，倒着的R。不是用烙铁烫的，是用刀刻的。一刀一刀，刻得很深，疤痕凸起来，像一条一条的、红色的、弯曲的蚯蚓。他在自己手背上刻下了那个符号。他是反人组织的一员。他是创始人。他是顾远。

席斯言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阳光从窗户涌进来，照在地上，照在他身上。他的脸在阳光中显得很白，白到像那张面具，白到像那些传单，白到像门卫大爷躺在ICU里的脸。但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看着席斯言，看着他的帽子，他的夹克，他的眼睛。他的瞳孔是黑色的，很深，很空，像两个没有了星星的夜空。他看着席斯言，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慢慢地上扬，上唇薄得像一条线，下唇略厚。嘴角的弧度不大，但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那不是笑，是一种“终于”的释然。

“你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很哑，像嗓子被什么东西烧过，“我等了你很久。”

席斯言蹲下来，跟他平视。他看着他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空空的、像两个深不见底的洞一样的眼睛。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开口，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顾远，你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组织参与恐怖活动。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顾远看着他，笑了。笑得更大了，大到嘴角咧到了耳根，像一个用油漆画上去的小丑的微笑。“我不需要沉默。我什么都说。我等这一天等了三年。从我把他的脸毁掉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等。等你们来，等你们问我，等你们把我带走。我不要自由，我要结束。”

王浩蹲下来，把手铐锁在了他的手腕上。冰凉的金属碰到他皮肤的时候，他没有退缩，没有颤抖，甚至没有眨眼。他只是低下头，看着那副手铐，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席斯言，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的话：“顾逢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我想见他。”

席斯言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出那间屋子，走出那栋废弃的楼，走到阳光下。阳光很刺眼，他眯起了眼睛。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条被拆了一半的街道，看着那些裸露的红砖、断裂的楼板、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风吹过来，带着灰尘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腐烂的味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吸了一口。第三口的时候，他的手不抖了。

顾远被带回了兆斐。关在审讯室里，等着被审讯。但他不着急。他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对面的墙。墙上什么都没有，白色的，干净的，像一张没有被画过的画。他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像一个在母亲怀里安睡的婴儿。

王浩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顾远睡着的脸，看着他那道从右眼角到右嘴角的疤，看着他左手手背上那个被刀刻出来的、凸起的、像蚯蚓一样的符号。他的手里攥着那对核桃，没有盘，只是攥着。核桃的表面已经被他的手心捂热了，温热的，像两颗还在跳动的心脏。

“席队，”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玻璃后面那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毁了他堂弟的脸，让他堂弟去伤害别人，然后自己躲起来，等我们来抓。他图什么？”

席斯言站在他旁边，双手抱胸，看着玻璃后面那个睡着的人。“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不知道。他以为毁掉顾逢的脸，就能毁掉顾逢的人生。他以为顾逢变成小丑，他就能自由。他不知道，顾逢的人生没有被毁掉。顾逢的人生是从被毁掉之后才开始的。他做了那些事，写了那些记录，留下了那些证据。他在帮我们找到顾远。他要顾远被抓，要顾远被审判，要顾远付出代价。他不是受害者，他是证人。他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王浩的核桃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滚到了刘洋脚边。刘洋没有捡，他看着玻璃后面那个睡着的人，看着他那张在灯光下显得很白的脸，看着他那道长长的、细细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一样的疤。他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忽然明白了。顾逢不是疯子，他是最清醒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他留下了录音笔，留下了日记，留下了所有的证据。他在等警方找到他，等警方找到顾远，等警方把他们两个人一起送上法庭。他要顾远看着他，看着他站在证人席上，指着他，说——就是他。毁掉我脸的人，就是他。让我变成小丑的人，就是他。他是我堂兄，他是顾远。

审讯在下午三点开始。席斯言坐在顾远对面，面前摊着那本日记的复印件，那支录音笔的音频文件，那些从河床里捞出来的照片、纽扣、布片。顾远看着这些东西，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席斯言，笑了。笑得很平静，很从容，像一个在讲故事的老人。

“你们找到了很多。但你们没找到顾逢。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他是不是已经死了？被我杀死了？不，我没有杀他。我从来没有碰过他。除了那一拳。那一拳我打了，他倒下了，脸上全是血。我跑了。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只知道他变了。他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顾逢了。他开始做那些事——气球，传单，小丑。他开始伤害别人。我在网上看到了新闻。我认出了他。他的脸被封住了，看不到表情，但我知道那是他。他的红鼻子，是我小时候给他画的。我们五岁的时候，我拿红色的水彩笔在他鼻子上画了一个圆。他哭了，我笑了。他擦不掉，洗了很久才洗掉。后来他跟我说，那个红鼻子是他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没有。”

顾远低下头，看着自己左手手背上那个被刀刻出来的、凸起的、像蚯蚓一样的符号。他用右手的手指摸了摸那个符号，一下，一下，又一下。像在抚摸一个伤口，像在抚摸一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一直在流血的伤口。

“我刻这个的时候，在想他。想他的脸，想他的红鼻子，想他变成小丑之后的样子。我想他会不会也刻一个，在手背上，在胸口，在脸上。他没有。他不需要。他的脸已经是符号了。那个圆，那个倒着的R，那个反人。不是我的主意，是他的。他在日记里写的——‘人是不值得存在的。’他没有写是他想出来的，还是我想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也许是我，也许是他，也许是我们一起。我们是两个人，但我们是一个人。他是我的左边，我是他的右边。我们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我们永远不会合在一起。他恨我，我也恨他。我们离不开彼此。他在看我，我在找他。”

席斯言听着，没有说话。他看着顾远的脸，看着那道从右眼角到右嘴角的疤，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空空的、像两个没有了星星的夜空一样的眼睛。他忽然觉得，这个人不是在交代罪行，他是在告白。在对顾逢告白。在对那个被他毁掉了脸、被他推上了犯罪道路、被他变成了小丑的人说——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我还活着，你还活着吗？我想见你，你想见我吗？

“顾远，”席斯言开口，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顾逢在临东。他在等你。他一直在等你。”

顾远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席斯言，看着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在发抖，眼眶红了，但泪没有掉下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看着席斯言，看着他那张在灯光下显得很白的脸，看着他那双深得像潭水的眼睛，看着他那被帽檐遮住大半的、看不清表情的脸。然后他笑了。这一次，不是释然的笑，不是平静的笑，不是像小丑一样的笑。是一种——他等了一句话，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的笑。笑得很轻，很淡，像一朵在风中摇曳的、随时会熄灭的、但此刻还在燃烧着的火焰。

“他在等我？他说了什么？他有没有说——他恨我？他有没有说——他原谅我？”

席斯言没有回答。他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键。顾逢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沙哑的，平静的，像一个人在念自己的墓志铭。“他是我的右边，我是他的左边。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但我们也不会分开。我们是彼此的影子。影子不会消失。除非光灭了。”

顾远听着，闭上了眼睛。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顺着那道疤，流到了嘴角。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咸的。他睁开眼睛，看着席斯言，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的话：“光不会灭。他还在，我还在。光就不会灭。”

审讯结束了。顾远被带出了审讯室，走向拘留室。经过走廊的时候，他看到了窗外的那棵石榴树。花已经谢了，落了一地的花瓣，红色的，干枯的，卷曲的，像一地的碎纸屑。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在窗户上画了一个圆。圆的里面，他画了一个倒着的R。画完之后，他看着那个符号，笑了。然后他用手掌把它擦掉了，擦得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席斯言站在走廊的另一头，看着顾远被带进拘留室，看着那扇铁门在他身后关上，看着门上的小窗被拉上，看着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有结束。还差一个人。顾逢。他在临东。他在等。等顾远，等警方，等一个结局。

赵铁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端着茶杯，茶是刚泡的，烫的，他没有喝。他站在席斯言旁边，看着那扇关上的铁门，看了很久。“斯言，去临东。把顾逢带回来。他等了太久了。”

席斯言点了点头，转身走下楼梯。云曦月在楼下等他，手里拿着那支录音笔，那本日记，那些从河床里捞出来的照片、纽扣、布片。她把这些东西装在了一个纸箱里，用胶带封好，在箱子上写了一行字——“顾逢。证据。”她把纸箱递给席斯言，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暖。两只手握在一起，像两条不同温度的河流汇合了，短暂的相遇之后，没有分开，而是继续交握在一起。

“走吧，”他说，“去临东。”

车驶上了高速。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夜色中像一串被点燃的、不会熄灭的蜡烛。席斯言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那条笔直的、没有尽头的路。云曦月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那支录音笔，没有听，只是握着。她的手指在录音笔的表面上轻轻摩挲着，摸着那个小小的、银色的、被磨得发亮的按钮。顾逢按下过这个按钮，录下了那些话。现在她也按下了这个按钮，但她没有录，她在听。听那个声音，那个沙哑的、平静的、像一个人在念自己的墓志铭的声音。他在说——“他在看我，我在找他。我们在找彼此。我们永远找不到。因为我们就是彼此。”

临东市局的拘留室里，顾逢坐在床上，靠着墙，闭着眼睛。他的脸被封住了。不是面具，是真正的脸。被酸腐蚀过的，被火烧过的，被毁掉的。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轮廓。只有一个红鼻子。他的鼻子。他唯一剩下的、还能呼吸的器官。他用它来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味道的？他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铁锈的味道，还有一点点从窗户外面飘进来的、石榴花的味道。甜的，淡淡的，像很久很久以前，一个五岁的男孩用红色的水彩笔在他鼻子上画了一个圆。他哭了，那个男孩笑了。那个男孩是他的堂兄，顾远。

门开了。席斯言站在门口，看着顾逢，看着他那张被毁掉的、没有眼睛嘴巴轮廓的、只有一个红鼻子的脸。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去，坐在顾逢对面，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桌上。

“顾逢，你堂兄顾远在兆斐。他等你很久了。他要见你。”

顾逢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的红鼻子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像蜡一样的光。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胸口起伏的幅度比平时大了很多。他的手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掐出了四道深深的印痕。

“他还活着？”他的声音很轻，很哑，像嗓子被什么东西烧过。

“活着。他交代了一切。他在等你。他要见你。”

顾逢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背上那个被刀刻出来的、凸起的、像蚯蚓一样的符号。他摸了摸它，一下，一下，又一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席斯言。他的脸没有表情，因为他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表达表情的器官。但席斯言感觉到他在笑。不是释然的笑，不是平静的笑，不是像小丑一样的笑。是一种——“终于”的笑。

“好。我去。我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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