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9章 全力备战(上)

启明十年（公元315年）三月上旬，随著太子刘承前往成都祭祖的消息传出后，天子又在朝堂中颁布了正式的诏令，号召群臣同心协力克复中原，史称《与百官议平中原诏》，其文曰：

    「朕以不德，兴兵立业十有余载，幸赖祖宗遗泽，君子竭诚，将士用命，朕方能还国巴蜀，削平东南，南抵交越，北复汝颖，廓清河洛，是以汉室有中兴之望，社稷逢少康之期。朕每念之，慨叹盈怀，感爱牺牲。」

    「然天下未平，河朔未清，东有胡贼石勒，穷凶极逆，祸肆河朔，西有匈奴刘聪，逞凶秦川，以致于齐民涂炭，煎困仇孽，致使六合殊风，九鼎乖越。百姓受灰没之苦，中原有黍离之哀。每惟此难，不遑启处，惟有抚剑北顾，临纸惆怅。」

    「今江南未丰，万民苦役，然方之古人，尤为未俭。秦末有谣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高祖斩蛇兴业，众不及千。况以我二十四世之祚，树德长久，兼百越沃野之资，据江汉山海之利，巴蜀盐铁之饶，陇上金马之用，收英贤之略，尽兵民之力，必能言胜。」

    「故朕战意已决，志在中原，望内外百官齐力同心，怀仁抱义，罹其酷祸，心存倒悬。非军国戎祀之要，其华饰烦费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并诏御所供，凡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以此抑绝华竞，整兵经武，而诸公当运孙吴之筹，献尚父之略。待克服中原，武扬八荒，大议功劳，俸禄倍返。」

    除去那些藻饰之辞，这封诏书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三个核心，前面两个意思刘羡已经再三表态过，一是希望朝野能够上下一心，顾全收复中原的大局，不要再无事生非；二是选择广开言论，允许所有臣子就北伐一事向朝廷献策建言。

    而第三个意思就比较罕见了，天子竟然直接通知宗室公卿，为了攒齐军费，朝廷将在这一年大幅削减开支，许多节庆将不会举办，甚至官员公卿的俸禄都要减半，以将朝廷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军队中，确保明年的战事能够顺利推行。待天下平定后，朝廷会将这些支出又加倍奉还。

    这真是天子复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动，也正因为这样前所未有的政策，才能让众人感受到天子一往无前的决心。以致于在如此触及百官利益的状况下，竟然没有一人上表反对，反而是纷纷为北伐进行献策。

    这些建议的质量可谓良莠不齐，角度也千奇百怪。或言外交，或言后勤，或言练兵，或言徭役，但百官的意图都非常明显，哪怕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至少也要向天子表一番忠心，以证明自己绝不会反对北伐大计。当然，私底下也有不少人议论腹诽，怀疑天子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因为在他们看来，石勒此人似乎也没有打过多少硬仗，虽然疆土甚广，但在天子遇到的诸多对手中，也就平平无奇，何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呢？  

    但这其实是外行人的看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石勒既能够不动声色地全取他人之国，在刘羡看来，这就说明了石勒在用兵的境界上已经臻至大成。至少他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判断，都已经达到了分毫不差的地步，这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入主大兴。且石勒也不是没有打过硬仗，不然的话，他如何可以越过王浚，折服那些桀骜难驯的鲜卑人呢？

    更何况从见到石勒的那一天起，刘羡就知道他的天份超乎寻常，因为他当时虽不受任何教导，可性格却疏旷开阔，有如大江明月，极有高祖刘邦之风。若是石勒也姓刘，刘羡毫不怀疑他会取得最高的成就，甚至在心中替他惋惜，可令刘羡没想到的是，即使石勒只是一个在胡人中也地位卑微的羯胡，竟然也走到了今日这一步。

    一个是汉室传承至今的正统后裔，另一个却是当世最肖刘邦的精神传人，这对决就如同宿命一般，令刘羡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对这场挑战。

    而想要战胜挑战，无非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准备物资，二是敲定战略。

    刘羡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为来年的大战准备军资。

    军资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粮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粮草，就无法派出大规模的军队。而去年的中原百日对峙对于荆州的粮秣可谓消耗极大，使得官方仓署里并没有留下多少存粮。若是仅靠这一年的赋税积累，恐怕也很难凑齐足需的粮秣。因为刘羡心中已有预感，此次战事涉及数州，恐怕绝不是几个月就会结束的，哪怕打上两三年也绝不奇怪。

    所以刘羡打算从多方出手，既节流也开源。节流的方式自不必多说，他已颁布诏令公之于众，甚至使出了减俸这样的手段。但节流终究只能作为辅助，最重要的还是开源。

    而开源的本质便是加税，极其考验政府的技巧，直接摊派赋税，肯定会引起百姓大众的不满。所以应该尽量维持原有赋税不变，采用创收的方式，将民间流通的粮秣收拢到官方仓署中。只要这种方式足够隐蔽且得当，就能引得大众配合。而卢志总结过往的政策经验，认为得当的方式无非就是两种，即盐政与捐爵。

    自从管仲提出「官山海」的概念以后，盐政一直以来就是朝廷不可或缺的一大收入。因为人不可能不吃盐，而官府一旦将食盐垄断，和平时卖盐就是暴利，战乱时就是一大武器。想当年刘羡在进军汉中之初，就曾一度为汉中的缺盐而困扰。后来虽说以占据卤城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可巴蜀以井取盐的方式，仍然使得巴蜀、南中乃至陇右的盐价居高不下。

    因此，卢志建议刘羡今年在扬州与淮州增设盐场，然后再到益、宁、秦、凉之中大肆卖盐，以换取军资。尤其是益州，作为刘羡最先平定的地区，益州远离战乱已经几乎十年了，这使得益州民间拥有最多的储粮，只要能用稍低的盐价将这些储粮给置换入仓署，便能解决许多粮秣问题。

    当然，这一招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州、扬州等地大概无效，所以卢志便主张进行捐爵。毕竟中下游地区中，寻常百姓大概是没有多少储粮的，有粮的多是一些大户。那便不妨因地制宜，按照汉武帝时期的先例，允许他们用钱粮买爵，只要是参护以下的勋爵，朝廷都可以折价出售。

    这有几方面的便利，对于江扬门阀来说，朝廷已经开始推行新政，即将触及到他们的根基，可在经历扬州之乱后，他们却无力与朝廷进行对抗，即使坐拥大量的财富，也只能眼睁睁看著朝廷对自己下刀。但朝廷若是放开捐爵，便给了他们一条途径，不用参军，便可以用现有的钱粮换取一定的特权，将原本非法的超额庄园变成合法的免税田地，虽说这有一定的限度，但总好过直接被一清到底，也有了些许做官的途径。

    而对朝廷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举三得，既减轻了在江扬两州推广新政的阻力，同时也能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粮秣，甚至还能加强当地门阀对朝廷的认同感。何乐而不为呢？唯一的缺陷可能便是会导致新政不彻底，不过凡事也有取舍，获取战争的胜利便是最大的正义，倘若打不赢收复中原的战事，一切都将成为空谈。

    刘羡对于卢志献上的两策都深表赞同，因此他当即将增设盐灶一事交由营尚书薛兴负责，又在尚书台中增设盐部郎，专门负责监察执行盐政。捐爵一事则交给尚书右仆射周玘，让他与户部尚书阮放协管。根据乐观估计，只要这两策能行之有效，加上推行新政后增加的赋税收入，便足够朝廷同时支撑二十万大军进行长期北伐。

    而解决完粮秣问题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便是甲仗辎重。

    甲仗的问题尚好解决，这些年朝廷并没有大的折损，去年长期对峙也没有与石勒进行真正交战，所以关于甲仗的消耗不大，且大规模落实军坊制度后，维护甲胄的成本也因此平摊给底层军士，这使得全国带甲的将士已经超过三十万，虽说质量有好有坏，但凭借这个数量，就足以令所有势力触目心惊。

    可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就是军中实在缺马。虽说李矩已经上表过，就目前来看，汉军的骑师和东胡贼骑师仍有差距，但北上中原，没有马队是万万不行的，否则这将令东贼的骑兵愈发肆无忌惮。

    刘羡其实也料想过这一点，早在复国之初，他便在汉中乃至武都等地设置马苑，可也只有这两处能有少许成功，后面便没来得及大规模推广。这主要是因为在迁都义安之后，为了统一江南保障江防，水师的重要性自然提升到马政之上，加上当地水患频发，马匹也确实难以适应江南的气候，使得原定以军坊制为基础推广的马政一拖再拖，至今尚未来得及落实。

    好消息是朝廷已经实控了秦州与凉州这两处产马重地，可即使如此，欲要与背靠两大鲜卑、兼有河北马苑的石勒对敌，还是相形见绌，更何况朝廷还要留守部分骑兵来防备赵汉，兼具震慑境内的羌氐杂胡，这就愈发捉襟见肘了。

    所以斟酌之后，刘羡决定启用宁州边境的大量滇马与西羌马，论在广袤无垠的平原上驱驰，这些矮脚马肯定比不上秦凉马与河朔马，可南征之行让刘羡明白，至少这些马匹耐力很足，而且不挑食，很好养活。就算做不成战马，做驮马来保障后勤也不错，或者用作副马来装载甲胄，这样至少可以将更多的秦凉大马解放出来充作战马。

    此时征西军司魏浚已经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详细的马册，他声称秦凉益三州总共有牧马二十一万九千二百匹，刨去种马、幼马与充作驮马的老马，合格的战马大概有十二万三千匹，而维持本地的防御需要，又大概需要四万骑兵，所以经过计算后，关西能直接供给朝廷的战马，预计在五万匹左右，能武装大约两万名骑兵。

    而刘羡将自己的设想以帛书发到上邽，令杨难敌他们商榷此事的可行度。到五月份，杨难敌回信称，认为此事可以实行，凉州刺史李凤本就是前宁州刺史，对南中的情况极为了解，以宁州前年的状况来看，滇马亦约有十万之数，调四五万匹滇马与秦凉马配合，再买万匹西羌马，刘羡麾下便大概能维持四万骑兵的规模，在战场上也就足用了。

    不过朝廷既然想调大兵北上，想要靠驮马支撑后勤肯定是不现实的，还是需要依靠漕运。既然要用到漕运，自然也少不了水师，这本来就是此前已经确定的大略方针。只是考虑到中原的水情与大江大不相同，在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各条河流无不是秋季落潮，冬日结冰，用大船北上，极其容易搁浅。

    恰好老一批的战船已经到期腐朽，朝廷又要造一批新船。所以在刘羡想来，那不如干脆重新设计一种新船，底子还是艨艟舰，但是要适应新的环境，且有攻守兼备的效果，以应对在中原战场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刘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长沙都尉张奕与衡阳都尉朱伺，因为他们对造船都颇有造诣。张奕是出身原湘州军，虽不善作战指挥，但极有奇思妙想，他为楼船设计的拍杆令刘羡记忆犹新，确实是纵横江河的利器。朱伺则是船匠世家，造船经验丰富，此后又随军作战，在步战上颇有造诣，知道如何将设计与实战结合。有这两人搭档，刘羡相信，一定能达成自己的期望。

    也是在五月，张奕与朱伺各交出了一款新船。

    张奕认为北方的河面宽度不够，流速又较慢，容易遭受陆地上的攻击，那就有必要缩短船宽，给船只更多的灵活性，并设法加强对桨手的保护。因此他设计出了轮桨艨艟，即艨艟分为上下两层，普通军士在上层船舱进行攻击，桨手完全保护在下层船舱内，用车轮捆绑船桨，继而用踩踏车轮的方式来摇桨，这样比寻常摇桨要省力许多，也安全许多。

    朱伺的想法则更为简单，他听闻车营在中原的表现极好，便以偏厢车为核心专门打造了子午艨艟舰。一艘子午艨艟可以严丝合缝地装载三架偏厢车，成为舰体的一部分，在河面上时偏厢车可以加强船体的防御，一靠岸便能迅速推下岸进行作战，且车营的弩机与艨艟的弩机可以互相拆卸，真可谓是物尽其用。

    刘羡对此照单全收，认为两种船只进行混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便让他们加紧赶工，最好在明年二月之前造出五百艘新船，那将是他计划发动北伐战事的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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