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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0章 关中人口变迁


其二,欲擒故纵、先压后抚、先冷后用,是帝王控世的顶级手段。

李渊刻意高压统治四年、铁血镇压四年、冷漠闲置四年,将所有敢于反抗的豪强尽数铲除,将所有士族傲气尽数打磨,将河北全境彻底震慑驯服。

四年时光,足够磨平所有士族棱角、打散所有反抗势力、肃清所有叛逆隐患。

如今的河北士族,早已被吓得胆战心惊、谨小慎微、安分守己、不敢有半分异心。

震慑已然足够、打压已然到位、驯服已然彻底,此刻,恰恰是施以恩宠、下放权柄、给予甜枣、拉拢人心、启用派系的最佳时机。

打压四年,磨其傲骨、灭其异心;

启用一时,予其前程、收其忠心、用其制衡。

其三,也是最核心的目的——培植河北派系,制衡颍川独大。

于是,李渊借着关中吏治空缺、需要大批官吏治理新土的契机,一纸诏令,尽数将数千河北籍官吏调往关中任职、扎根新土、执掌实权。

此举一箭三雕、布局深远、算计无双。

第一,让河北士子远离根基深厚、关系盘杂的河北本土,远赴关中白地、从头做起,杜绝其依托本土势力结党营私、割据自重的隐患;

第二,给予河北士子实权官位、仕途前程,安抚河北士族怨气、收拢河北人心、化解四年积怨;

第三,正式将河北派系推上大唐朝堂、纳入官僚体系、培养新生朝堂势力,用以制衡日益骄纵、一家独大的颍川派系。

此刻数千河北官吏刚刚迁入关中、根基浅薄、人脉稀疏、立足未稳,暂时尚且无法与根深蒂固、权倾朝野的颍川系分庭抗礼、抗衡博弈。

可假以时日,这批远赴关中、执掌郡县实权、治理新土、积累政绩、培育人脉、扎根朝堂的河北士子,必然迅速成长、羽翼丰满、声势日盛。

待到河北派系成型壮大、人才辈出、势成燎原之日,便是大唐朝堂三派制衡、三足鼎立、相互牵制、永固皇权的全新格局。

……

长安城的秋风卷着渭水河畔的黄沙,掠过斑驳残破的城墙,吹进这座曾承载大汉煌煌天威的帝都。

长乐宫的旧址上,新搭起的唐国官署还带着未干的漆味,廊下甲士肃立,戈矛在昏黄的日光下泛着冷光。

李渊一身常服,站在殿前的高台上,望着眼前满目疮痍的关中大地,眉宇间没有半分入主帝都的狂喜,反倒凝着一层化不开的沉郁。

三千河北官吏的车马队伍,正绵延在从蒲津渡通往长安的驰道上。

牛车辘辘,裹挟着文书印信、律令图册,也带着河北之地清丈田亩、编户齐民的整套吏治班底。

这批人是李渊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不是沙场上斩将夺旗的钢刀,而是劈开世家坞堡、重整山河秩序的吏治之刀。

李渊心里清楚,这三千人一入关中,就像一汪活水倒进一潭沉寂百年的死水,必然要掀起滔天巨浪。

关陇世家、三辅豪强在此盘踞数百年,从西汉陵邑迁徙至此,历经东汉一朝的蛰伏,早已把根须扎进了关中的每一寸土地。

他们手握坞堡、隐匿人口、兼并良田,平日里左右乡论,乱世中聚众自保,就连当年的董卓、李傕,也不得不对他们假意笼络。

如今唐军入长安,这些人表面上肉袒出降、奉上户籍图册,实则壁垒森严,寸步不肯让出手中的权力。

他们可以接受换一个君主坐镇长安,却绝不能接受有人动他们的土地、佃户与私兵。

河北官吏带来的,恰恰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大唐在河东、河北推行的均田之法、户籍整编、赋税改制。

新旧两股势力的碰撞,从踏入潼关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

念及此处,李渊指尖轻轻叩着冰凉的栏杆,心中思绪翻涌。

他自起兵以来,一路硬仗无数,尸山血海都闯过来了,唯独拿下关中这一仗,顺利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

唐军兵临渭水时,关中各路势力早已在内乱中耗干了血气。

李傕郭汜相互攻伐数年,三辅之地兵连祸结,郡县官吏死散殆尽,豪强坞堡各自为战,百姓更是流离失所。

唐军所到之处,县令开城、坞堡请降,不过月余便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收缴了传国玉玺与天子仪仗。

这份功业来得太快,快到根基尚未夯实,胜利的果实便已捧到了面前。

可天下从来没有白捡的基业。

正因为进军太过顺利,为了尽快安定人心、稳住关中各路豪强,李渊不得不暂时按下了一贯的铁腕手段。

在河东、河北时,他每下一郡、每定一县,第一件事便是清丈土地、清查隐户。

凡世家豪强名下逾制的田产,尽数收归官府;被束缚在坞堡里的佃户、部曲,一律编入国家户籍,成为授田的编户齐民。

若是主动归附、配合改制的世家,便保留其城中宅院、商铺财货,允许他们以商贾之身安享富贵,却绝不准再私藏土地与人口。

这条路虽动了世家的根本,却给了他们一条活路,也让大唐迅速站稳了脚跟,府库日渐充盈,兵源源源不断。

可在关中,这套方略被他硬生生搁置了。

初入长安时,内有豪强观望,外有凉州军阀虎视眈眈,南方诸侯也在蠢蠢欲动。

他不敢逼反这些盘踞本土的庞然大物,只能对其大肆封官许愿,默许他们继续掌控乡野、占有土地。

一时间,关中豪强纷纷改换门庭,身上挂着大唐的官职,坞堡里却依旧屯着私兵、藏着粮食,百姓依旧是他们的私产,赋税一粒也收不上来。

这是李渊亲手埋下的隐患。

他知道,自己不过是暂时把屠刀收进了鞘中。

如今三千河北官吏抵达,吏治班底齐备,这把悬而未发的刀,终于要落下来了。

而整肃关中的第一刀,不砍人头,而是先清人口。

没有人口,就没有赋税,没有兵源,没有粮草,再好的地利也只是一片荒芜的死地。

可想要摸清关中的人口底数,却成了摆在李渊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近十年的关中,几乎没有过几天安生日子。

先是中平年间凉州叛乱,王国、韩遂引羌胡之众大举入寇,三辅之地沦为战场。

皇甫嵩坐镇长安,苦战数年才击退叛军,战火却早已烧遍了京兆、冯翊、扶风的乡野。

村落被焚,良田抛荒,百姓或死于兵戈,或举家逃亡,刚有喘息之机,中平六年的大乱便接踵而至。

那一年,董卓率西凉军入洛阳,把持朝政。

为了躲避唐军兵锋,董卓胁迫天子、百官迁都长安,同时强迁河南尹、洛阳周边的数十万百姓随行。

一路上铁骑驱赶,步骑夹杂,百姓饥寒交迫,死者枕藉于道,无数人倒在了通往关中的崤函古道上。

侥幸活着进入关中的人,也没能迎来安稳。

董卓只知强迁人口,却从无安置之策,没有粮种,没有田宅,没有官府赈济。

为了供养麾下十万西凉大军,他更是对关中百姓敲骨吸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财物被劫掠一空。

活不下去的百姓只能再次逃亡。

有人向西逃入凉州,依附地方军阀以求活命;有人向南翻过秦岭,逃进汉中郡,投奔张鲁的五斗米道;有人冒死穿越武关,逃往相对安定的南阳;更有无数人趁着夜色北渡黄河,涌入河东郡,寻求唐军的庇护。

迁入的人口不断流失,关中的户籍就像一只漏了底的木桶,始终无法清点清楚。

董卓被诛杀后,局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彻底崩坏。

李傕、郭汜纠集西凉旧部反攻长安,攻破城池后纵兵大掠,随后又相互攻伐,劫持天子百官,战火从长安烧遍三辅。

关中米价飙升,民间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城郭崩坏,田野无人耕种,百里之内不见炊烟,昔日富庶的帝王州,化作了人间鬼域。

直到唐军入主长安,驱散乱兵,打开官仓赈济灾民,四处张贴安民告示,这场持续十年的浩劫才算勉强画上句号。

可十年战乱留下的创伤,早已深入骨髓,也让所有人都说不清,这片土地上到底还剩下多少活人。

大汉上一次完整统计三辅户籍,还是中平六年皇甫嵩击退凉州叛军之后。

彼时府库残留的简牍上,还留存着一组冰冷的数字:

•  京兆尹,在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口;

•  左冯翊,在册八万五千一百九十五口;

•  右扶风,在册三万三千零九十一口。

三辅合计,不过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口。

李渊翻看着从残破府库中找出的户籍残卷,久久无言。

要知道,西汉鼎盛之时,三辅地区人口逾二百四十万,长安城中商贾云集、冠盖如云,渭水两岸良田阡陌,是全天下最繁华富庶之地。

仅仅百年光景,偌大的关中,在册人口竟只剩三十余万,十不存二。

寥寥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千里沃土的荒芜,民生凋敝,一至于斯。

董卓西迁之时,强征河南尹及洛阳周边百姓五十余万入关,若再加上原本的三十万三辅遗民,账面上的人口一度逼近九十万。

当时李儒为董卓梳理户籍,也曾算出近九十万之数,自以为能凭此固守关中。

可这九十万不过是纸上的数字。

董卓只迁不安,苛政盘剥,再加上李傕郭汜数年混战,人口或死或逃,消耗速度远超想象。

李渊率军进入关中时,沿途所见皆成废墟,县邑之中十室九空,他便已心知肚明,李儒当年的统计早已不作数。

真正让他心头沉重的,是长安清点后的结果。

长安,大汉帝都,曾经住着数十万人口的天下第一城。

唐军入城后,立刻征召河北官吏,逐坊逐户清点人口,连幸存的宫人、宦官、降兵都一一登记造册。

最终汇总上来的数字,却只有七千五百六十人。

一座帝都,连活人带宫人,尚且不足一万。

李渊看着那份薄薄的名册,沉默了整整一夜。

长安尚且如此,周边各县、偏远乡野又能剩下多少人?

他随即下令,将官吏尽数派往三辅各县,会同归降的乡啬夫、里正,逐村逐坞核查人口,同时清丈所有可耕田地,限期上报。

一个月后,各郡县的文书陆续汇聚到长安官署。

官吏们熬了数个通宵,将零散的数字汇总成册,送到了李渊的案头。

除去各地豪强隐匿不报的佃户、部曲,官府能够直接掌控的编户人口,满打满算不足十万。

即便算上坞堡中隐匿的人口,整个三辅之地,存活的百姓也绝不会超过二十万。

这便是关中的现状。

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如今地广人稀,良田尽数抛荒,水利年久失修,村落只剩残垣断壁。

没有足够的百姓耕种,关中就永远无法恢复生机,更支撑不起大唐接下来的争霸大业。

李渊站在巨大的关中地图前,目光沿着山川河流缓缓移动。

他的战略宏图早已铺开。

关中是四塞之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以此为根基,向西可平定凉州,向南可翻越秦岭攻取益州,向东可出潼关威慑中原诸侯。

可无论是西取凉州,还是南下图蜀,都离不开海量的粮草与民夫,而这一切的根基,都是人口。

按照他与麾下谋士的测算,想要让关中真正成为稳固的大本营,至少要拥有百万在册人口。

百万百姓耕种渭水、泾水两岸的良田,才能产出足够的军粮,征调足够的民夫、辅兵,支撑起两线乃至三线的战事。

眼下关中在册人口不足十万,缺口高达九十余万。

指望本地人口自然增殖,没有数十年光景绝无可能。

乱世争霸,时不我待,唯一的办法,便是从人口相对稠密、治理最为稳固的河北、河东迁徙百姓,填入关中。

李渊当即定下国策:次年暂缓大规模对外用兵,集中举国之力推行迁民实畿之策。

由官府牵头,从河北各郡招募、迁徙至少五十万百姓进入关中,沿途供给口粮,抵达后按人头授予良田、发放粮种、农具,同时修缮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确保迁民能够落地生根。

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大迁移。

从河北到关中,路途千里,要渡过黄河,要保障数十万人沿途不饿死、不逃散,要协调各郡官吏、沿途驿站、粮草运输,难度不亚于一场举国大战。

可李渊没有退路。

唯有先填满关中的人口空白,恢复农耕与赋税,未来的西征、南伐才有底气。

他在朝会上定下了清晰的步调:第一年迁民五十万,稳住关中根基,逐步恢复生产;

待三五年后,关中人口恢复至百万之众,府库充盈、粮草自给自足,再大举对益州用兵。

凉州与益州,都不是速战速决就能拿下的地方。

先说凉州。

凉州地处大汉西北,地势狭长,从陇右一路延伸至河西走廊,东西跨度绵延千余公里。

陇山、祁连山夹着狭长的绿洲通道,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依次排开,一路向西直达玉门关、阳关。

若从河北调运粮草西征,粮草要先翻越太行,渡过黄河,再穿过整个关中,沿着河西走廊千里转运。

古代运粮,路途损耗大得惊人,一石粮食从河北出发,能有两斗运到金城前线便已是万幸。

恐怕唐军还没打到金城郡,后勤补给就会被漫长的补给线彻底拖垮。

更何况凉州境内多羌胡部落,地方军阀熟悉地形,骑兵来去如风,唐军即便能连战连捷,也无法分兵驻守漫长的走廊,一旦粮道被袭,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因此,平定凉州的前提,必然是关中自身恢复生机。

以关中的粮草、民夫为后盾,以陇右为前进基地,步步为营,逐步向西推进,才是稳妥之策。

益州亦然。

益州有秦岭、蜀道天险,北有阳平关、葭萌关,东有永安白帝城,关隘险绝,易守难攻。

且益州未经中原大乱,刘焉经营多年,境内人口稠密,粮草充足,地方豪强据险而守,绝不可能一战而定。

想要拿下益州,必须靠优势兵力长期围困,靠源源不断的后勤消耗,慢慢磨破对方的关隘与军心,同样需要关中提供海量的粮草与民夫支撑。

基于此,李渊很快敲定了接下来的整体战略:对凉州、辽东两个方向同时布局,但作战方略截然不同。

辽东方向,以主力大军强攻,目标直指公孙瓒盘踞的右北平郡,正面击溃其主力;凉州方向,则不寻求速胜,采取缓打慢打的消耗之策,不求立刻消灭韩遂、马腾、宋建等军阀,只求在陇右一线保持军事压力,通过长期对峙,彻底拉爆凉州的后勤根基。

凉州境内,韩遂盘踞金城、武威一带,马腾割据陇右、汉阳部分郡县,宋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再加上各路羌胡部落,三家军阀名义上各自为政,实则总兵力加起来有十余万之众。

这十余万兵马,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全靠凉州贫瘠的绿洲粮草供养。

凉州本就耕地稀少,人口远不及中原,历经多年战乱,粮草储备早已见底。

十余万大军不事生产,每日消耗的粮食都是天文数字。

唐军只需扼守陇山要道,以关中粮草为后盾,与其对峙两三年,前线保持小规模冲突,不断袭扰其粮道、收割城外的麦子,凉州军阀根本耗不起。

不用唐军大举进攻,其内部自会因为缺粮而分崩离析,羌胡部落也会四散而逃,届时凉州便可不战自溃。

李渊给西线定下的方略只有一句话:耗干凉州最后一粒粮。

而在东线,面对辽东的公孙瓒,李渊同样不打算急于决战,而是做好了以国力、粮草长期消耗的准备。

辽东地处大汉东北边陲,气候寒冷,开发程度远不及中原。

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数年之间,当年兵败退守辽东的公孙瓒,竟然在塞外绝处逢生,甚至隐隐有了崛起之势。

唐军军情司的密报不断从东北传回,负责河北军情的周丁整理成册,每隔半月便快马送入长安。

李渊起初只当是边地小患,可随着密报越来越多,他的神色也愈发凝重。

公孙瓒退守辽东之后,并未困守孤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塞外的草原与林海。

这些年,他不断对外用兵,东征西讨,吞并乌桓部落,击败东部鲜卑,又北上征讨扶余,威压东北各部胡人,占据了大片草场,掠夺了无数牛羊牲畜。

靠着掠夺草原,公孙瓒麾下的骑兵规模急速膨胀。

据军情司探查,其麾下骑兵已多达四万之众。

可这四万骑兵里,真正算得上精锐的,只有五千白马义从。

白马义从是公孙瓒亲手调教的核心精锐,皆选善射之士,乘白马,配备精良的铁甲与环首刀,军纪严明,弓马娴熟,是威震乌桓、鲜卑的王牌力量。

除此之外的三万五千骑兵,大多是临时征召、裹挟而来的胡人骑从。

他们平日里是牧民,战时随军出征,装备简陋,军纪涣散,打的顺时蜂拥而上,战局不利便会一哄而散,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强军。

骑兵之外,公孙瓒还编练了五万步卒。

这五万步卒之中,汉人士卒极少,绝大多数都是从草原部落、东北山林中征召的胡人与野人。

这些人悍不畏死,却不通阵法,只凭血气冲锋,面对唐军的军阵与强弩,很难形成真正的威胁。

真正让李渊在意的,不是这九万杂糅的兵马,而是公孙瓒麾下的兵马结构与治政逻辑。

按照常理,穷兵黩武必然导致粮草枯竭,公孙瓒偏居辽东,理应难以为继。

可密报中却写得清楚,公孙瓒非但没有被粮草拖垮,反而隐隐盘活了局面,甚至还在不断向外扩张。

这一切,都源于一条极为狠辣的治军方略。

辽东六郡虽地域广阔,在册汉人却仅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且多集中在襄平、辽西等少数城邑,气候寒冷,一年只能一熟,粮食产出本就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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